我方特工李时雨在敌营里埋了15年,一路升到军统少帅,官当得自己都发慌,中央只回了一句:放心往高处走。
1949年4月,一个挂过军统少将衔的人,从上海乘飞机绕道香港,再坐船北上回到北京,换上了解放军军装。他叫李时雨,潜伏十五年的差事,到这天才算交卷。
外人爱盯着他官有多大,我倒觉得该看的是,每个官在组织手里都当钥匙使。这些钥匙是怎么一把一把配出来的,得从头讲。
李时雨1908年生在黑龙江巴彦,1931年入党,那年二十三岁。东北沦陷时,他在北平的学生请愿队伍里是挑头的,嗓门大,敢站出来。组织偏偏要他把嗓门收起来,去干不能出声的活。
1934年起,他钻进东北军系统,在西安的机关里当小职员,亲历了西安事变。后来转到天津,当上高等法院的检察官。检察官管起诉,出入各处都有名目,起疑心的人少。组织买来电台零件和马达,装了两箱,放在他英租界的家里。他弄来一辆汽车,混过日军的检查口,运进法院再转走。日本人查的是行李,没想到去查一位检察官。
这是他头一回尝到官身的好处。穿官衣的人,路好走。
1939年8月,他以北方代表的身份去上海,出席汪伪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他当上了立法委员。从这一步起,他等于住进了敌人的堂屋。
汪伪政权是日本扶持的傀儡政府,主持人是汪精卫。立法院长陈公博赏识李时雨,他察言观色,办事利落,慢慢挤进了核心圈。这种信任不是一天换来的,是靠一件件差事磨出来的。
往后几年,头衔一个接一个:上海保安司令部的秘书处长、军法处长,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的处长,上海警察局的司法处长。清乡,就是日伪在占领区搜捕抗日力量的行动,听着叫人心寒。可对潜伏的人来说,这类位子的价值恰恰在这儿:抓谁、什么时候抓,他有机会先知道。
秘书处管文书,汪伪的机密文件要从这里过手。组织在南京下关车站设了个转运点,他是情报特派员,妻子孙静云当机要员。一个在前头取,一个在后头递,家就是情报站。
官越做越大,他心里反倒发慌。我想这不是胆小。位子每高一级,离敌人的核心近一步,真要暴露,牵连的人也多一层。他是个讲规矩的人,把这份发慌如实报了上去,没有自己硬扛。组织的回话意思很明确:放心往高处走。道理不复杂,他在那儿越有分量,送出来的东西越管用,这时候往回撤,前头十来年的功夫就白搭了。
1945年抗战胜利,上海被接管,替日伪做过事的人成了各方拉拢和清算的对象。律师余祥琴是李时雨的老相识,劝他进军统,还答应帮着安排身份。这在当时是险招,进了军统,就是进了专抓共产党的衙门。他向上级汇报,组织商量后,决定顺水推舟。
军统本是戴笠一手搭起来的特务机关,抗战后收进了不少伪组织的人员。李时雨有汪伪的履历,又熟悉上海,混在里面并不显眼。他的过去,反倒成了敲门砖。
他在军统上海区第二站当第二组组长,不少资料记为少将衔。外头把这样的人叫作军统少帅,听着热闹,实际职责就是一个组。可这个组是社会组,管上海每天的大小事,他能看到总部发给各站的指令和通报,军统手里的中共党员名单,也被他及时送了出去。
只是这回的对手比日伪难缠。1946年3月,戴笠坠机身亡,军统内部争权夺利,余祥琴和李时雨都不是嫡系,日子不好过。军统查办汉奸,又发现天津那边被日本宪兵队破获的地下党组织与他有牵连,孙静云早年还被抓过。老账一翻,线头越拉越长。
同年3月,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张执一得到消息,军统在暗中侦察,随时可能抓人,决定让他撤出上海,去东北找陶铸接关系。他订好了9月18日飞北平的机票。9月17日,军统上海区副区长刘方雄先下了令。差了一天。
他被关进南市车站路的看守所,三天后才提审。不管怎么问,他都不认自己是共产党。军统给他定的罪名是汉奸。有意思的是,汪伪时期那一串官职,这时反倒成了遮挡:对方认定他是汉奸,就更难认定他是共产党。上海法院最后判了他七年六个月。
1949年2月,他被取保释放,用企业副总经理的名义继续做地下工作,两个月后撤离上海,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和统战部门工作,从不愿多谈那些年。离休以后,他拿出一万元积蓄,在家乡巴彦县设了奖学基金,鼓励后生读书。1999年12月28日,他在北京病逝,终年九十一岁。
这个故事值得多想一层。打入敌营并不最难,难的是几年、十几年穿着别人的制服,天天被人用官衔称呼,人会恍惚。组织那句话管用,不是鼓励他贪恋高位,而是让他明白:位置只是工具,要看拿它去办什么事。
再往大处看,1945年前后的上海,各路势力互相渗透,一个人在两边都有身份并不稀奇。李时雨的经历说明,情报战拼的不是枪,是耐性和位置。
另一层是组织的耐心。从1934年算起到1949年,差不多十五年,有人替他搭桥,有人替他安排撤退,有人在他被抓后设法营救。一个人潜得住,背后得有一整套接得住他的网。
他怕的是官大了醒不过来。能一直清醒,比任何通行证都难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