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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开国少将甘祖昌态度坚决的向总政治部提出申请:“我脑袋受过伤,不适合当

1957年,开国少将甘祖昌态度坚决的向总政治部提出申请:“我脑袋受过伤,不适合当官,我想回到老家当农民”,最终中央同意了他的请求,只是没想到后来给中央带来不小的惊喜。
一个52岁的少将,主动要求回乡种地,这在当年的军队里很少见。更让人没想到的是,他这一回去就是29年,把一个偏僻山村折腾出了新模样。
先说他为什么要走。甘祖昌当时是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全军区的粮食、被服、运输都归他管,位置要紧,手里的事一天也停不得。他偏偏在这个时候,把申请递到了总政治部。
他的头伤不是借口。战争年代,他的头部先后负过两次伤。到新疆工作后又出了意外,落下脑震荡后遗症,时常头晕眼花,有时人说倒就倒。军区党委安排他去北京、上海、武汉、庐山等地疗养,可他躺在病床上,满脑子还是后勤的事。
他心里有一本自己的账。脑子不灵便,却占着领导的位子,活干不好,对不住组织。可他手脚还灵活,回村种地还能出一份力。
这时老家的弟弟来信,说土地改革已经结束,村里正在办合作社。甘祖昌看完信,想起当年自己扛枪闹革命,图的不就是让种田人过上好日子吗?回乡的念头,就是这么定下来的。
组织上没有马上答应。他前后写了三份报告,上级一再劝他留下来安心养病,好医好药都能给他。他还是那句话:我的手脚是好的,回农村照样能干活。经过再三研究,组织最终同意了。
这个决定,主要是体谅一位老同志的病情和心意。放他走,也不是不重视他,只是尊重了一个功臣自己的选择。
他的妻子龚全珍,更不容易。她1923年生在山东烟台,14岁就离开了老家,1949年入党。大学毕业后,她来到新疆,在八一子弟学校当老师,1953年和甘祖昌结婚。
1957年她才34岁,跟着丈夫从边疆城里回到江西山乡,要重新学着过日子。她后来在当地继续教书,山里的孩子多了一位从新疆来的先生。
1957年8月,甘祖昌带着一家14口人动身。离开家乡二十多年,他回来时的全部家当,只有3个箱子、3只麻袋。

到家才两天,他就脱掉鞋,带着孩子们下了地。山路上石子多,没过半天,孩子们的脚就磨出了伤口。他一个习惯了军营的人,要从头学着当农民,滋味可想而知。
沿背村在山区,田地瘦,水又缺,庄稼长得不好,要想改变,先得治水。甘祖昌把自己的工资大量拿出来,用在水利、学校和帮助困难人家上,又带着乡亲们一起出工。
这些年下来,他参与修起了3座水库、4座水电站、3条公路、12座桥梁,还挖通了25公里的渠道。水库让干旱的年头也有水浇田,电站利用水流发电,路和桥则让山里人出门不用再绕远路。
最见性格的,是他对产量的态度。当年有些地方喜欢报高产,甘祖昌最看不惯,说亩产几千斤的说法是吹牛。他讲究实事求是、科学种田,认为农民出了力就该有收成。有的干部嫌他认死理,背地里说这个老头不好对付。
他对钱也看得清楚。国家发的工资,他当成集体的财产,花在修水利、买化肥、办工厂、慰问军烈属和帮扶困难户上。自家日子过得紧紧巴巴,他却不觉得吃亏。
回头看,中央批准他的请求,本意是让一位带伤的老将好好休养。没想到他没有躺下来养病,而是在田间地头干了近三十年,留下了实实在在的工程,也留下了“将军农民”这个称呼。
这件事值得说的地方,在于它的分量。一个功臣放下待遇,下地和乡亲一起流汗,比什么大道理都有说服力。村里人天天看在眼里,谁还不服气?
1986年3月28日,甘祖昌在家乡去世,享年81岁。
龚全珍留了下来,继续做她能做的事:教书、扶贫、资助学生。乡亲们亲切地叫她“老阿姨”。2023年9月2日,她因病去世,享年100岁。她生前获评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常说的一句话,是每天认认真真为人民服务。
沿背村那栋夫妻俩住过的老房子,如今成了红色学习基地。来参观的人在屋里转一圈就会明白:将军的职位可以辞去,但他留下的水库、渠道和桥,还在为这片土地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