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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毛泽东,几乎所有人都本能地觉得:这仗没法打! 1930年10月,江西罗坊一

除了毛泽东,几乎所有人都本能地觉得:这仗没法打!

1930年10月,江西罗坊一带的气氛并不轻松。国民党军十万人逼近,红军刚打过败仗,内部也有人担心守不住根据地。此时毛泽东提出的不是撤退,而是让敌人进来,再找机会集中兵力打。

这个决定听起来冒险,背后却有一笔现实的账。红军约四万人,一半战士拿着大刀、长矛,枪里平均不到五发子弹,通讯还得靠人跑。对面有飞机、大炮,蒋介石调来的部队人数更多、装备也更好。正面硬拼,红军显然吃亏。

所以争论的重点,不只是打还是不打,而是怎么打。有人主张往远处撤,有人想把队伍打散,甚至有人希望守在边界。

毛泽东反对这些办法,在罗坊会议上主张诱敌深入,借助根据地地形和群众基础,让敌军拉长战线,再挑其中一部分集中打击。

说白了,红军要避免四万人对十万人硬碰硬,而是设法把局部变成四万人对一万人。这个思路能不能落地,关键不在口号,而在敌军是否会按预想进入战场?

最初的计划就没走顺。红军原打算伏击谭道源师,但有人向敌军传递消息,敌军提前离开,伏击落空。侦察人员随后发现,张辉瓒师的部队单独向前推进,且显得轻敌,毛泽东随即调整部署,把伏击地点改到龙冈。

临阵改变计划,风险不小。要是判断错了,红军可能连原有部署也失去。但这次调整抓住了敌军孤军前进的空档,红军在龙冈全歼张辉瓒师,并活捉张辉瓒本人。谭道源部随后撤逃,蒋介石第一次围剿以失败告终。

这一仗带来的变化,不只是战场上的胜负。此前不少人觉得敌强我弱,根本无从下手,打赢后,红军上下对这套打法多了信心。第一次战斗的意义,正是把“不能打”的恐惧,变成了“可以找机会打”的经验。

不过,胜利没有让压力消失。一个月后,中央派项英等人来到江西宁都小布,成立苏区中央局,由项英担任代理书记。毛泽东失去原来的主导位置,中央局里的部分成员批评他的做法,主张退出苏区,转往四川。

外部的局势也更紧张了。蒋介石再次调集二十万大军,由何应钦指挥。内部意见不一,外部兵力压境,毛泽东仍坚持留在苏区作战,继续使用诱敌深入的思路。他在中央局小会上反复解释,虽然成了少数派,却没有放弃判断。

这一次,红军的作战不是只靠临场应变。毛泽东事先规划了从第一仗到第五仗的打法,实战中部队从东固打到建宁,半个月行进七百里,连打五仗并取得胜利,歼敌三万多人。

红军还缴获两部电台,其中一部大功率电台修复后,由王诤据此组建无线电队,也为情报工作提供了条件。

从靠人跑消息,到有了电台,红军的变化很具体。战场上能更快传递信息,指挥也多了一种工具。跟着毛委员走,脚底板下能出胜利,这种说法之所以传开,既因为连续获胜,也因为队伍开始相信,弱势并不等于只能逃跑。

但诱敌深入并不是一套放到任何时候都能奏效的固定公式。1931年的第三次反围剿中,红军仍通过机动作战,避开敌军优势,寻找分散部队下手,最后取得胜利。

到了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敌军采用堡垒推进,红军又受到军事路线影响,转向阵地消耗,战局变得艰难,最终被迫长征。战场条件和指挥选择一变,旧办法就未必能照搬。

这也说明,罗坊会议的价值不在于一句口号,而在于把地形、敌军行动、兵力部署和红军自身条件放在一起判断。第一次伏击落空后及时换目标,正是这种判断的体现。反过来看,若只记住“把敌人放进来”,却不看敌情和时机,可能就会把主动权交出去。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项英表面上服从安排,双方分歧却没有消失。后来随着第三次反围剿到来,毛泽东又一次面对高压局面。罗坊之后的故事因此还没结束,真正的问题也随之而来,连续的胜利能不能继续转化成可靠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