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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保障劳动者主体地位 劳动者主体地位体现于再生产的不同环节:在生产中让劳动者从被管理的对象成为组织的主体,在交换中让劳动者不因形式上的自由而陷入实质上的依附,在分配中让劳动报酬成为增长的结果而非增长的代价,在消费中让劳动者的需要而不是资本增殖成为经济循环的目的。 生产环节:从“ ​

如何保障劳动者主体地位

劳动者主体地位体现于再生产的不同环节:在生产中让劳动者从被管理的对象成为组织的主体,在交换中让劳动者不因形式上的自由而陷入实质上的依附,在分配中让劳动报酬成为增长的结果而非增长的代价,在消费中让劳动者的需要而不是资本增殖成为经济循环的目的。

生产环节:从“被管理的对象”到“参与治理的主体”

生产环节是劳动者主体地位最直接的检验场。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不能仅仅停留在“劳动者是生产资料的主人”这一所有制名义上,而必须转化为具体的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但生产环节保障的关键不在于制度有没有,而在于制度是否使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具有实质性。

核心制度安排是企业民主管理,其基本形式是职工代表大会,配套制度包括厂务公开、职工董事、职工监事、集体协商等。国企普遍要求职代会审议发展规划、改革方案、薪酬分配、劳动保护、职工奖惩等重大事项,并优化职工代表结构,提高一线职工占比;厂务公开围绕人事、薪酬、考核等细化清单;职工董事、职工监事制度写入公司章程,以保障实质履职而非挂名。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明确将“主人翁地位更加显著”作为目标,要求“涉及产业工人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必须依法依章程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并落实产业工人参与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

职代会审议薪酬分配和劳动保护,意味着劳动者对直接影响自身的生产条件拥有制度化发言权;职工董事在董事会中的实质履职,意味着管理决策不能完全脱离劳动者的视角。但如果这些制度停留在“程序合规”层面——代表比例被安排、审议变成举手表决、厂务公开选择性公开——那么主体地位就可能在形式上被满足而在实质上被悬空。

交换环节:形式自由与实质地位的张力

劳动者在交换环节进入劳动力市场,形式上是以自由缔约者的身份出现。但形式上的自由择业权,并不自动等于实质上的平等地位。当劳动者面对的是高度组织化的资本或平台系统时,“自由交换”可能掩盖议价能力的结构性不对等。因此,交换环节的劳动者主体地位,不能仅仅通过“自由选择雇主”来定义,而必须通过议价能力的制度性支撑来实现。

这一环节的保障机制主要包括:劳动合同制度的全面落实,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以及针对平台经济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算法协商与规则参与。针对算法管理这一新的支配形式,政策方向是“推动开展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协商,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对平台规则的知情权和参与权”。

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将分散的个体劳动者组织为有谈判能力的一方,使交换条件不完全由单方面的管理权力或算法逻辑决定。算法协商的意义尤为典型,当劳动过程被代码和数据进行支配时,劳动者对规则形成过程的参与,就是在新的支配形式下重建主体地位的努力。但这一机制目前的覆盖面仍然有限,大量非公中小企业和平台用工中的集体协商实效不足,形式自由与实质依附之间的张力在这一环节最为突出。

分配环节:劳动报酬作为“增长结果”而非“剩余项”

分配环节是劳动者主体地位在经济结果上的兑现。如果一个劳动者在生产中被赋予参与权、在交换中拥有议价能力,但分配结果长期系统性地偏向资本而劳动报酬份额持续偏低,那么前两个环节的主体地位就是不完整的。

当前的制度方向是明确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同时,要多渠道增加财产性收入、加强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调节,推动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

劳动报酬占比偏低的成因,不能简单归咎于分配环节本身。它部分地来自生产环节中劳动者议价能力的不足,部分地来自交换环节中劳动力市场供需结构和平台权力的不对称。因此,分配环节的保障不能仅仅依靠“提高最低工资”的单点推进,而需要与生产环节的民主管理、交换环节的集体谈判形成联动。如果生产中没有实质参与、交换中没有集体议价,分配环节的“按劳分配”就可能在实践中退化为“按权力和资本分配,按劳动补充分配”。主体地位在分配环节的体现,不是劳动者“被给予”了多少,而是劳动者通过前两个环节的参与和议价,使劳动报酬成为增长过程的有机结果,而非增长之后的剩余分配。

消费环节:劳动者的需要作为经济循环的目的

消费环节容易被误认为与“劳动者主体地位”关系较远,但它恰恰是最终的检验环节。劳动者是生产的主体,同时也是消费的主体;消费能力的基础是劳动报酬,消费的满足程度检验的是整个生产关系是否真正服务于人的需要。

保障机制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消费能力的根基:就业的质量和稳定性、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覆盖水平。没有稳定的就业、收入增长和公共服务保障,消费主体地位就是空的。第二个层面是消费关系中的权利保障: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的惩罚性赔偿、消费公益诉讼和集体诉讼,使分散的消费者面对组织化的经营者时拥有制度化的维权能力。

消费环节的特殊意义在于,它是对前三个环节的反向检验。如果生产中的民主管理、交换中的集体协商、分配中的按劳分配都运转良好,那么劳动者的消费能力和消费质量应当得到相应的提升。如果消费长期疲弱、劳动者消费能力不足,而经济循环仍然依赖投资和出口来维持,那就说明生产关系的实现形式在“以劳动者为主体”这个根本标准上还存在系统性偏差。消费不是生产结束之后的消极终点,而是检验整个生产关系是否真正落脚于人的需要的最终环节。

总体判断:劳动者主体地位的保障是四个环节联动的结构性问题

四个环节的保障机制各自重要,但它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并列的清单,而是互相支撑或互相削弱的链条:生产环节的民主管理如果流于形式,交换环节的集体协商就缺乏组织基础;交换环节的议价能力不足,分配环节的劳动报酬占比就难以实质提升;分配结果长期偏离劳动,消费环节的主体地位就失去物质根基;而消费长期不能成为经济循环的目的,又会反过来使生产偏离满足人的需要的方向。

因此,劳动者主体地位的保障,不能寄望于任何一个环节的单项制度突破,而需要在四个环节之间建立制度性的联动:企业民主管理的实质化,支撑集体协商的实效;集体协商的实效,转化为分配中劳动报酬的份额;劳动报酬的份额,构成消费能力的基础;消费所反映的需要,又反馈为生产目的和生产组织方式的调整。但名义上的制度不等于实质上的主体地位。真正的检验标准是:劳动者是否在每一个环节中都作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出现,并且这种“作为目的”具有制度上的可执行性和可救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