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国家级射击教练田红与其子付义涵走私武器案二审开庭,一审查明,2015 至 2023 年二人走私运动枪支散件 2446 件,折合 81 支枪,田红获刑十年、其子六年,家属称涉案配件无法拼成整枪,获利不足 5 万,物品供给合法射击队、体校,上诉请求改判,二审未当庭宣判。
1966年冬天,田红在辽宁营口的工人家庭出生,少年时代的她,手稳、平衡感出众,被体校教练一眼相中,拉进射击的圈子。
别人训练结束收拾装备走人,她总留在靶场反复加练,一点点打磨手感。1987年六运会预赛,21岁的她打出女子小口径步枪卧射598环,刷新全国纪录,追平当时的世界纪录,这是她职业生涯最高光的一刻。
退役之后,田红留在圈内,和同为辽宁队出身的付钧组建家庭,夫妻俩南下广东,进入黄村体育训练中心,专心带气步枪队伍,一路熬到国家级教练。
2013年出国参赛,田红结识了早年在河北队练射击、后来定居德国,担任安舒兹枪厂国内销售代表的陈丽。
陈丽提议,不如注册一家公司,先做射击手套、训练服这类周边,货源由她对接,自己拿提成,2014年,匹林公司注册完成,法人是田红的儿子付义涵,一开始生意也确实只做服装护具。
圈子很小,消息传得飞快,各地体校、射击队的教练陆续找上门,托她帮忙捎带气瓶、瞄准具、准星。
国内竞技射击器材采购有明确规则,所有进口枪支零配件,只能走华兴荣耀公司这条唯一渠道,这家公司是体育总局装备中心下属全资企业。
每年4到6月集中收集一次全国采购计划,层层上报省体育局、体育总局,再提交公安部审批,审批走完,再向海外厂商下单订货。
整套流程走下来,一年能拿到货已经算顺利,错过当年申报窗口,就要再等一整年。
枪上的弹簧、气瓶、瞄准器属于消耗件,什么时候磨损、损坏根本没法预判,零件一旦坏了,整支训练枪直接搁置,运动员的备战节奏跟着断掉。
很多教练都遇到过临近比赛,器材故障,却没有替换件的窘境。
架不住同行一次次求助,从2015年开始,田红母子慢慢接下代采配件的活儿。
一部分货物托人从香港随身带入深圳,另一部分交给报关公司,把气瓶伪报成普通空气压缩气瓶,报关单上刻意避开“枪”这个字眼,这条私下的供货通道,安安稳稳跑了八年。
不少时候遇上手头紧的基层教练,田红连配件钱都不收,纯粹帮圈内人救急。
配件业务只是公司里很小一块生意,只占总业务的3.6%,八年下来全部利润不到五万元,大部分订单都流向各地正规体校、专业射击队,没有一件流入黑市。
谁也没料到这条线不是因为查枪支配件被揪出来,2023年海关在排查北京一家服装企业走私线索的时候,顺着业务往来,挖到了匹林公司。
同年12月,田红和付义涵被刑拘,负责报关的文成琨在第二年2月归案。
一审清点核算,八年一共入境2446件散件,其中273件是火药动力配件,剩下都是气枪配件,按照司法解释,非成套散件每30件折算一支枪,最终折算81支枪,直接落到走私武器罪“情节特别严重”的量刑区间。
2025年11月28日,北京四中院一审宣判,田红获刑十年,罚金二十万,付义涵六年,罚金十万;报关人文成琨缓刑三年,罚金三万,公司罚金三百万。判决书里也写明,这批配件只在竞技体育圈内流转,没有严重威胁公共安全。
判决下来之后,家属很快提起上诉,辩护团队把重心放在2018年两高针对压缩气体动力枪支案件的批复,这份批复明确,这类案件不能只盯着数量,要结合用途、致伤力、主观目的、社会危害性综合判断罪责轻重。
辩护律师走访多省射击队,收集教练证言,提交新证据,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坚持这批东西属于训练耗材,不是具备危险属性的武器。
另一边,有常年办理走私案件的律师提出,法律层面,只要配件能够组装成枪支,就符合走私武器罪的认定标准,即便没有流入社会,也只能作为从轻情节,一审已经充分考量从轻空间,二审大幅降刑的难度很大。
2026年11月12日,北京高院二审开庭,庭审持续整整八个小时,最后陈述环节,田红几度落泪,说出那句让人感慨的话:成功也是射击,失败也是射击。
一辈子扎根靶场,把青春、事业全部交给射击项目,最后栽在为同行解决器材缺口这件事上。庭审结束之后没有当庭宣判,海关已经向体育总局发函,要求各地收缴涉案配件,同步自查计划外采购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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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源:
1. 极目新闻《国家级射击教练走私武器案二审将开庭》,2026-11-11
2. 红星新闻《国家级射击教练走私武器案二审开庭,持续8小时未当庭宣判》,2026-11-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