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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一个太监 煤山那棵歪脖子树还在,只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之后,它就不再只是

想念一个太监

煤山那棵歪脖子树还在,只是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之后,它就不再只是一棵树了。

那天凌晨,朱由检在前殿亲手敲钟,钟声响了很久,没有一个大臣来。他散了内员,身边只剩下一个人。这个人叫王承恩,司礼监秉笔太监,北直隶邢台人,十岁阉割入宫,跟着崇祯从信王府一路走进紫禁城,又一路走到煤山脚下。崇祯咬破手指写了遗诏,王承恩站在他身后。然后崇祯把自己挂上了老槐树,王承恩跪下磕了三个头,走到旁边的海棠树下,解下腰带,把自己也挂了上去。

那一天北京城里领俸禄的明朝官员有两千多人。降的降,跑的跑。殉国的,只有一个太监。

二十四史里的太监,名声好的实在不多。赵高、张让、刘瑾、魏忠贤,翻开来一页页都是擅权、构陷、祸国,贬远远大于褒。也难怪,宦官离权力中心太近,近到可以替皇帝批红,近到可以把内阁的票拟捏在手里,近到一旦起了私心,整座朝堂都得跟着歪。史官落笔的时候,笔下自然带刺。

但王承恩不一样。他不是没有机会跑。李自成进城那天,宫里的人作鸟兽散,他完全可以换一身衣服混出去,甚至可以跪在新主子面前接着当他的太监。论权势,他比不上魏忠贤;论精明,他比不上刘瑾;论功业,他比不上郑和。他手里没有兵,没有钱,没有翻盘的筹码。他手里只有一条白绫,和一个已经死了的皇帝。

他选择把自己挂在那条白绫旁边。

顺治帝后来给他写碑文,有一段话说得很重。大意是:人臣事主,没有二心。那些平日里饱读诗书、高居爵位的人,遇到危难就想着侥幸苟免,甚至甘心侍奉仇雠,跟王承恩比一比,他们有什么脸站在世上。这话出自一个刚刚入主中原的清朝皇帝之口,刻在石碑上,立在思陵门外,等于当着全天下的面,抽了南明朝堂和降臣集团一记响亮的耳光。一个“无根之人”,做成了两千多个有根的男人做不出来的事。

更耐人寻味的,是史书怎么安置他。

《明史·宦官传》里写太监,大多是一副骂人的笔墨。写到王承恩,张廷玉却没有把他丢进那些权阉的队列里去陪绑。他的传附在《宦官二》的末尾,但整部《明史》的列传编排里,这一卷紧贴着崇祯本纪,位置本身就带着一种无言的判断。史官没有给他单开一卷的体例,却给了他在正史里一个几乎不属于太监的位置——不是作为“宦官”被记载,而是作为“殉节之臣”被记住。后世论者说,太监单独列传,王承恩是极罕见的例外,这话在体例上或有争议,但在分量上并不夸张。魏忠贤权势滔天,死后被钉在奸臣传里;王承恩什么都没留下,只留下一个磕头的动作,和一棵海棠树下的影子。

南明弘光帝追谥他“忠愍”。顺治拨地六十亩,把他葬在思陵旁边,亲撰碑文,碑首刻“御制旌忠”四个字。康熙后来到思陵祭奠崇祯,也一并祭了王承恩的墓。一个前朝的太监,被新朝的三代皇帝轮番肯定,这在历史上找不出第二个。清朝皇帝褒奖他,当然有自己的算盘:他们要借一个忠臣的影子,教天下人知道什么叫“不事二主”。但算盘归算盘,那个在煤山海棠树下把腰带系上去的人,骨头是硬的。

如今去十三陵,思陵是明十三陵里最荒凉的一座。崇祯生前没给自己修陵,死后靠李自成打开田贵妃的墓穴才勉强葬了进去。王承恩的墓就在陵外不远处,土堆不大,石碑还在,顺治写的那八百字碑文也还在。一个皇帝,一个太监,生前一个坐在龙椅上,一个跪在丹墀下,死后隔着几十步路,守着同一片山。

想念一个太监,想念的其实不是那二两肉的有无。想念的是在所有人都计算着怎么活的那个凌晨,有一个人算了一件不划算的事:陪着那个已经什么都给不了他的人,把命还回去。二十四史翻过去,帝王将相密密麻麻,能让人在合上书之后还停下来想一会儿的,往往不是那些坐得最高的人,而是那个在最后一刻没有走开的人。

王承恩没有后。太监不会有后。但顺治给他写了碑,康熙给他上了祭,史官把他的名字留在了崇祯的旁边。一个无根之人,就这样在纸上和石头上,扎下了别人拔不走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