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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教授一席话,直指教育本质:“如果我的儿子在饭店里面端盘子,我认为他这个人

复旦大学教授一席话,直指教育本质:“如果我的儿子在饭店里面端盘子,我认为他这个人生并没有失败。我们今天的家长有没有勇气这样想?你的孩子终于没考上大学,甚至大专都没考取,读了一个中专,后来干嘛呢,修理汽车。你能因此判断你的儿子失败了吗?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不能躲闪。”

这话问得狠。它问的不是孩子,是家长的胆。嘴上都说“只要他过得好”,心里那杆秤还是按分数称。

称了十几年,孩子被称得抬不起头,家长也被称得不敢松手。三百年前有个人,十九岁就被所有人看好,后来一辈子没考上,他用自己的活法,把这杆秤砸了。

他叫蒲松龄,山东淄川人。
蒲家庄是个小村子,他家不算富,父亲早年读过书,后来做生意,家道中落。他从小跟着父亲认字,脑子快,记性好。

19岁那年,他去考童子试。县里考一场,府里考一场,道里再考一场,三场下来,他拿了三个第一。

主考的学政叫施闰章,是当时有名的大文人。看完他的卷子,批了八个字:观书如月,运笔如风。
这八个字传出去,整个淄川都知道蒲家出了个神童。乡里人见了他父亲,都说:你家这小子,将来是要戴乌纱的。

接下来是考举人。
第一次,不中。第二次,不中。第三次,还是不中。

一年一年考下去,考到三十岁,没中;考到四十岁,没中;考到五十岁,还是没中。

中间家里穷到什么地步。分家那年,他分到三间老屋,四面墙都不全,二十亩薄田,年成差一点就揭不开锅。

他后来在文章里写,那屋子“旷无四壁”,下雨天得拿盆接。
他去给人做塾师。一年挣八两银子,管吃管住,教人家几个孩子念《三字经》《千字文》。

后来到了淄川西铺村,在毕家坐馆。毕家是当地望族,藏书多,一坐就是三十年。

三十年里,他每天天不亮起来,给学生们讲书、改文章,晚上等主人家都睡了,他回自己那间小屋,点一盏油灯,铺开纸。

他写的不是八股。

他写狐,写鬼,写落第的书生,写贪钱的官,写那些在阳间没处说理、只能到阴间讨个公道的人。

他写一个书生夜里读书,有女子推门进来;写一个县令做了坏事,夜里梦见自己被勾走;写一只狐狸比人还讲情义。

同乡有人在背后说:蒲家那小子,小时候那么灵,长大也就这样了,教了一辈子书。

他听见了,没辩解。

相传他在村东的柳泉边摆过一个茶摊。过路的人坐下来歇脚,他端一碗茶过去,说:讲个故事吧,讲个稀罕事,茶钱不要。

走车的、贩布的、逃荒的、当过兵的,一人讲一个。他听着,记着,回去写进书里。

这个故事是真是假,已经说不清。可那本书里确实什么人都有——卖酒的、算命的、守城的、被休的,写得比官老爷还真。

他写了四十年。

书写成的时候,他自己写了个序,说这本书是“集腋为裘”,是一片一片凑起来的;又说“仅成孤愤之书”,是一肚子气没处撒,写成这个样子。

71岁那年,他按年资补了个岁贡生。这个头衔不是考来的,是熬年头熬到的,一年一年排队,排到了。
四年后他死了,76岁。

他没中过举,没做过官,一辈子住在别人家里,教别人的孩子。

可他死后,那本书传了出去。先是山东,再是江南,然后是整个中国。

300年过去,书还在印,还在被人翻。书里那些狐仙鬼怪,比很多真人都活得长。

当年跟他一起进考场、后来考中举人进士的那些人,名字刻在碑上,碑早风化了。

这就是那杆秤最不讲理的地方。它只称一样东西,称完了就给你定个成败。可人身上有很多样东西,它一样都称不出来。

孩子考不上大学,去修汽车,他把一辆车修得让车主放心,这是本事。

孩子在饭店端盘子,一桌客人吃得高兴,这也是本事。这些本事不写在分数里,可它们在日子里。

真正让一个人失败的,不是他站在哪个位置,是他站在那儿的时候,心里那盏灯灭了。

蒲松龄考了一辈子,一次没中。可他那盏灯一直亮着,亮到70岁,亮到死。

今天很多家长怕的不是孩子没出息,是怕别人说自己没教好。这杆秤其实一直挂在别人家的墙上。

孩子这辈子是他自己的,不是给那杆秤称的。

考不上就考不上,去修车就修车。只要他抬头走路,手上有一门真本事,心里有一件愿意做一辈子的事,这个人生就不算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