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五重间谍袁殊,被76号逮捕,李士群要他招供,谁知他却一点不慌,反而淡定地说:“我的身份,岩井英一知道,你打电话问他吧!”
1939年的上海,76号让许多抗日志士闻之色变。这个由丁默邨、李士群等人操控的特务机构,依靠日军撑腰,负责搜捕、审讯和清除抗日力量,军统在上海的情报网络也因此遭到严重破坏。
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袁殊接到戴笠的命令,要想办法炸掉76号,同时除掉李士群。这个任务听起来像是硬碰硬,实际却不能靠枪战完成。76号戒备森严,人员进出都有监视,想从正面发动袭击,成功可能性很低。
袁殊没有急着动手,而是先测绘76号周边地形,寻找能够接近目标的办法。后来,他组织工人从旁边菜地开挖地道,准备一路挖到76号底部,再安放炸药。
这个计划并不空想,地形已经测好,施工也接近完成。只要不出意外,76号很可能会遭到一次严重打击。问题在于,地下情报战最怕的不是方案不够周密,而是内部关系突然断裂。
当时,袁殊在军统上海区的直属上司王天木被捕,随后选择叛变。他把掌握的情况全部交代出去,袁殊的军统身份和炸毁76号的计划,也随之暴露。
袁殊很快被76号抓捕,李士群亲自审问。换成普通人,面对这样的场面,恐怕很难保持镇定。李士群掌握着生杀大权,又有日本方面撑腰,袁殊一旦身份坐实,后果可想而知。
但袁殊没有急着解释,也没有承认自己属于哪一方。他只是把话题引向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岩井英一,告诉李士群,自己的身份岩井英一清楚,让他直接打电话去问。
这句话的分量,李士群马上听懂了。
岩井英一不是一般的日本官员,他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副总领事,还掌握着日本外务省在华的重要特务系统。76号开展特务活动需要经费,很多时候也要经过岩井英一审核。说白了,李士群虽然在上海横行,但在日本人面前并不是没有顾忌。
更关键的是,袁殊和岩井英一早就认识。
袁殊曾以日本通和进步记者的身份接近日方情报圈,逐渐取得岩井英一信任。在岩井英一眼里,他不是一个突然冒出来的陌生人,而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这样的关系,才是袁殊在审讯室里敢于反问李士群的底气。
李士群会不会真的打电话?他敢不敢把袁殊当成普通犯人处理?这两个问题,他都不敢赌。
结果,岩井英一得知袁殊被76号抓走后,直接斥责李士群,并强行把袁殊救了出来。一次几乎已经暴露的行动,就这样因为一层日本高层关系,出现了意外转折。
这件事也能说明,袁殊的特殊之处不只是胆子大,更在于他能够同时利用多套身份和关系。军统需要他,是因为他能做情报和破坏任务。
日本方面信任他,是因为他熟悉日本社会和日方人员。地下党看重他,则是因为这些公开和隐蔽关系可以转化成情报渠道。
但这样的身份越多,风险也越大。
袁殊明面上是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少将组长,暗中又是中共地下党员,同时和中统、日本特务系统保持联系,后来还进入汪伪政权体系。五种身份叠加在一个人身上,任何一条关系出现问题,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
被岩井英一救出后,袁殊没有离开这场危险的情报博弈。岩井英一为了扩大自己在华势力,邀请他主持岩井公馆。在潘汉年的认可下,袁殊接受了这个安排。
接下来,他发表了兴亚建国论,还公开担任汪伪政权多个高级职务。表面看,他已经站到了抗日力量的对立面,甚至成了汪伪阵营中的一员。
可在地下工作中,身份往往不能只看公开职位,真正重要的是他能接触什么人,掌握什么信息,又把这些信息送到哪里。
这也是袁殊经历最容易引发误解的地方。很多人只看见他后来出现在汪伪政权中,就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仍然被视为地下情报人员。实际上,情报工作常常需要进入对方内部,有时还要长期维持一个外界看来完全相反的身份。
当然,这种做法并不意味着所有潜伏者都能靠多重身份脱身。王天木被捕后叛变,直接导致袁殊的计划泄露,就是一个现实提醒。情报网络再严密,也可能因为一个关键人物改变立场而迅速失守。
上海的特殊环境,也放大了这种身份博弈。租界、日军控制区、汪伪机构和地下组织彼此交错,记者、官员、商人、特务之间常常存在复杂联系。
一个人公开做什么,和他真正服务哪一方,有时并不能简单画等号。
袁殊能够从76号审讯室里走出来,靠的不是一句漂亮话,而是多年经营出来的关系,更是他准确判断出李士群最怕什么。李士群怕的不是袁殊本人,而是背后的日本权力关系。
说到底,袁殊的经历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传奇故事。它里面有精心设计的潜伏,也有上司叛变带来的危机,有炸毁76号的行动计划,也有岩井英一出面后的突然转折。
后来,地下党、军统、中统、日本特务和汪伪汉奸这五种身份,集中出现在袁殊一个人身上。这样的组合,在中共情报史上极为罕见。
真正关键的不是他表面上换了多少身份,而是每一次身份变化,都服务于同一个目标。也正因为如此,袁殊才被称为绝无仅有的五重间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