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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当年顶着骂名,极力反对拿2000亿去建大型粒子对撞机,可中科院院士王贻芳却

杨振宁当年顶着骂名,极力反对拿2000亿去建大型粒子对撞机,可中科院院士王贻芳却说,不建,中国就得落后30年,争到最后,还是杨振宁这边占了上风。可几年过去,王贻芳那边还在向政府递申请,不久前还把欧洲的科学家请了过来。


事情的起点要追溯到 2012 年。那年欧洲核子中心宣布发现了希格斯玻色子,也就是常说的 “上帝粒子”。借着这个契机,中国高能物理界提出了一套两步走的方案:先建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 CEPC,作为 “希格斯工厂” 精确测量粒子性质;




等技术成熟后,再在同一条隧道里升级成超级质子对撞机,冲击更高的能量区间。方案提出后一直在小范围推进预研,直到 2016 年 9 月,杨振宁公开发表《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一文,才把这件事推到了大众面前。



很多人记住了 “2000 亿” 这个惊人的数字,其实这是个容易产生误解的说法。它是把正负电子对撞机、质子对撞机两期工程几十年的总投入加在一起的远期估算,而第一阶段 CEPC 的建设预算,初步估算大约是三百多亿元。但就是这个被放大的数字,刚好击中了大家对大工程投入的顾虑,也让整场讨论带上了情绪色彩。




抛开情绪看,两边的立场其实都站得住脚,只是算账的角度不同。杨振宁是站在国家科研的整体大盘子上考虑问题。他经历过美国超导超级对撞机 SSC 的烂尾事件 —— 当年美国人最初报 44 亿美元预算开工,隧道挖了 22.5 公里,钱花了 20 多亿,总预算却一路涨到 110 亿美元,最后国会直接叫停项目,所有前期投入打了水漂。




他很清楚这类大科学工程的特点:建设费只是开头,后续每年的运维、升级都是持续的大笔开支。他担心一个项目占用太多科研经费,会挤压芯片、生物医药、新材料这些更贴近产业的方向,还有中西部基础教育的投入。



更现实的问题是,当年国内高能物理的人才队伍还不够强,急着把装置建起来,核心研究很可能还是欧美团队主导,我们出钱出地,成果的话语权却不在自己手里。




王贻芳的考虑则聚焦在高能物理这个学科本身。基础物理的发展非常依赖实验装置,没有硬件支撑,再好的理论也没法验证。希格斯粒子发现后的二三十年,是建设 “希格斯工厂” 的黄金窗口期,欧洲、日本都在布局。




现在不跟上,等别人把技术壁垒建起来、把核心成果摘完了,再想追赶付出的代价会大得多,“落后三十年” 的判断正是基于这个逻辑。在他看来,这不是乱花钱,是花小钱卡位,错过这个窗口,以后花再多钱也补不上。



有意思的是,这场争论最后没分出明确的胜负,项目却走出了第三条路。既没有强行上马,也没有彻底停下,而是沉下心做起了扎实的预研。2018 年团队发布概念设计报告,明确了科学目标和装置框架;2023 年底发布加速器技术设计报告;




2025 年 10 月,又发布了基准探测器技术设计报告,这是全球同类型项目里首份完整的探测器技术设计方案,标志着中国在这个领域的研发走到了国际前列。




更实在的进展在技术层面。55 纳米读出芯片、高光产额闪烁玻璃、高精度超导磁体这些以前依赖进口的核心部件,现在都由国内团队自主研发成功,关键技术的国产化率非常高。这些技术不只能用在对撞机上,还能反哺到其他领域,比如医疗用的核磁共振设备、工业无损探测仪器,都能吃到这轮预研的技术红利。




截至 2025 年底,CEPC 没有进入 “十五五” 的建设规划,但项目也没有停滞。团队的下一步计划很明确:一边继续深化技术研发,一边观察国际动向。如果欧洲在 2028 年前后敲定下一代环形对撞机项目,中国就带着成熟的方案和技术队伍参与国际合作;如果欧洲推迟,就争取在 “十六五” 期间推动国内立项。



回头看这场持续近十年的讨论,最大的收获从来不是 “建或不建” 的答案,而是它给国内大科学工程带来的改变。以前很多重大科研项目多是行业内部决策,外界很少能听到不同声音。


对撞机之争开始,后续的大科学工程立项,都会更充分地公开论证,不仅算科学账,也算经济账、产业账、民生账,让不同领域的声音都能被听见。




科学发展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杨振宁的审慎,帮我们避开了盲目冒进的风险,守住了科研投入的务实底线;王贻芳的坚持,为中国高能物理攒下了实打实的技术家底,拿到了国际竞争的入场券。两种声音互相制衡,反而让项目走得更稳。基础研究既要敢闯无人区的勇气,也要有稳扎稳打的耐心,公开透明的理性讨论,本身就是科学进步的一部分。

参考信源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CEPC 发布基准探测器技术设计报告 标志对撞机研发达到国际领先水平》,2025 年 10 月 17 日
中国新闻网《CEPC 最新报告发布 中国主导 “希格斯粒子工厂” 实现领跑》,2025 年 10 月 17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