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斯娱乐资讯网

美籍华裔科学家袁钧瑛归国,她在接受采访时说:“不是说你是中国籍就是中国人,不是中

美籍华裔科学家袁钧瑛归国,她在接受采访时说:“不是说你是中国籍就是中国人,不是中国籍就不是中国人。我们拿什么籍,往往跟很多具体原因有关,不是因为我一定要做美国人。”一席话在舆论场上引起巨大争议,对立双方各说各话,我觉得都有点道理。

一位科学家回国,带回来的不只是学术履历,也会把过去的人生选择重新带进公众视野。袁钧瑛的一番身份表述,正好碰上了人们对人才、国籍和公平的多重关切。

她说,国籍不能简单决定一个人是不是中国人,选择哪本护照也有现实原因。这句话本想谈文化和身份认同,却让不少人听出了另一层意思:既然国籍不重要,那当年留在美国、后来加入美国国籍的选择,还要不要讨论?

袁钧瑛出生在上海。1977年恢复高考后,她以上海市理科第一名考入复旦大学生物化学专业。1982年,她通过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CUSBEA赴美,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毕业后留校发展,从讲师一路做到终身教授和冠名讲席,后来成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她的美国国籍并未刻意隐藏,公开资料中也有明确记录。真正让舆论翻涌的,不是大家突然发现她拿着美国护照,而是她在2020年辞去哈佛的全部职务,回到上海全职工作之后,过去的选择又被摆上了桌面。

对批评者来说,关键不在她有没有能力,而在当年接受培养、获得机会之后,为什么没有回国。那一代人出国深造,背后承载着国家对人才的期待。即便没有签下必须回国的硬性协议,社会上仍有一种朴素的想法:出去学本事,学成后回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不过,CUSBEA项目的实际情况也不能被一句“拿了国家公派名额”简单概括。项目由中美合作选拔,学费和生活费多由美国学校承担,也没有明确的强制回国协议。八十年代国内科研条件有限,想做前沿基础研究,留在海外确实是许多留学生眼中更现实的道路。理解时代环境,不等于所有个人选择都不该被评价;但评价时,也得把当年的条件说清楚。

反对声音还有一层现实情绪。过去这些年,公众见过一些人持外国护照,却在国内享受机会、赚取收益,还把身份包装成宣传标签。于是,一听到“国籍不等于中国人”,很多人会本能地追问:权利、待遇和责任,能不能也讲清楚?这股情绪未必都冲着袁钧瑛本人,却确实落在了她的言论上。

替她说话的人,看到的则是她回国之后做了什么。袁钧瑛长期研究细胞死亡,她发现的细胞凋亡相关基因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发展,也为导师获得诺贝尔奖作出重要贡献;她后来提出的程序性坏死概念,也为癌症和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带来新的方向。

2020年回国后,她牵头组建中科院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搭建平台、带领团队,推动原创新药研究。老年痴呆、渐冻症等疾病至今缺少有效治疗手段,研究难度很高。对一名已经在美国事业有成的科学家来说,回国从头建团队、啃这些硬骨头,显然不是最轻松的选择。

2026年,她获得奖金达千万元的世界顶尖科学家奖,成为该奖项历史上首位在中国全职工作的获奖科学家。她也已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奖项说明她的学术影响力,也让中国生命科学研究获得更多国际关注;但荣誉并不能自动替她回答关于过往选择的所有问题。

争论中有两件事常被混在一起:法律身份和文化认同。拿哪国护照,决定法律上的国籍;一个人对故乡、语言和成长经历的感情,却不可能靠一本护照全部抹去。袁钧瑛谈的或许是后者,但表达不够严谨,才让公众觉得她在用文化认同绕开国籍与责任。

同样,质疑她当年为何留在美国,也不等于否定她今天的贡献。公派留学的公共期待、科研资源的投入和那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都有讨论价值;而一个人回国后做出的研究、培养的人才、推动的成果,也应该被认真衡量。把她简单捧成完美榜样,或把她贬成只会享受成果的人,都解释不了完整的事实。

人才归国,不该先过身份审判;但欢迎归来,也不意味着公众必须放弃追问。国籍按制度认定,贡献靠成果说话,历史选择则可以坦诚讨论。真正能消除争议的,不是一句关于身份的话,而是把科研做出来、把年轻人带起来,让成果经得起时间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