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唯一被授衔的炊事员，一生无名无姓，大家只叫他“哑巴同志”。1983年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盒上只刻着：少尉，哑巴同志。

长征时期，红军行至川西大山时，侦察员在山村发现了一个衣衫褴褛的瘦削男子。

起初，队伍对这个身份不明的人充满了警惕，把他当可疑人员问话，他却什么都答不上，只用手疯狂比划，看起来既急切又无害。

观察了一阵子，战士们发现这人并没什么威胁，但他紧紧贴着队伍不肯离开，只忙着帮大家拾柴烧火，很快，大家觉得这人或许真的是无依无靠，想要一条活路，便让他留了下来。

他不会说话，更无法沟通，但从来没需要别人指挥，走到哪里，他的目光始终盯着灶台，手里离不开大锅和火钳。

那时候长征非常艰苦，军队的炊具沉且笨重，有时单是一个锅盖就要十几斤重，锅底、瓢盆一套背下来，轻则几十斤，他一个挣扎着，挑起就走。

长时间的迁徙不仅考验体力，还需要极大的忍耐力，别的战士有时会停下来喘口气，可哑巴同志总是咬着牙默默走在最前面。

一次，部队刚支好灶台开始做饭，敌机果然低空飞过，警报声拉响，战士们迅速撤离，但哑巴同志听不到警报，依旧埋头忙活着，等回过神来时，大家已经散开。

不少人站在安全地带大声喊着想叫他过去，但他听不见，而且距离太远也没人能解救他，这时候，只见他竟抓起锅盖扣在了自己头上。

片刻后，敌机投下的一颗炸弹落在附近，弹片横飞，那口锅竟刚好挡住了飞来的碎片，而他本人竟毫发无损。

从此以后，这个在生死面前都毫无退缩的炊事员彻底征服了所有人的心，哑巴同志渐渐成了部队里坚实可靠的后勤力量。

那时大部队驻扎少不了大锅饭，每个灶台甚至要负责几百人的伙食，可无论饭菜是否紧张，他都始终起早贪黑，为战士们争取吃上一口饱饭。

抗战的后期，“大生产运动”成为重要任务之一，哑巴同志在南泥湾期间，不光是炊事员，还常常在荒地里干到筋疲力竭。

灶台边，他一天要挑几十担水进队伍，步道泥泞湿滑，担扁压得他两肩都磨出了血印，战士们劝他休息，他却从不搭理，反而直接用破布一缠继续担水。

队伍中，女战士对他尤为感激，她们当时体力稍逊，有的端不起沉重的饭锅，有的胳膊伤了没法挑柴，而哑巴同志却来来回回提水、递锅，非常熟练。

遇上她们胃疼头晕，他总不知从哪边端来温水递上，明明自己什么也说不出来，可所有的关心与用心无比清晰。

解放战争爆发后，哑巴同志依旧随军行动，队伍转战各大前线，每当后厨要找人上阵补给饭菜，哑巴同志是第一个跳上担子的，他不曾迟疑，也没有一次掉过链子。

战士们背地里讨论：要不是哑巴同志，可能很多人连肚子都填不饱。

1955年授衔时，哑巴同志被提名为少尉，其实当时，这种非战斗人员授衔非常罕见，但全军上下没有人反对，所有从参军者无不承认，他在后方力量上的贡献无人能代。

授衔那天，他兴奋得像孩子一样，一会儿模仿标准的军礼姿势，一会儿用手比划着向领导点头鞠躬，这些动作虽略显笨拙，但每个人的眼里只有感动。

晚年的熊世皮，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哑巴同志，被妥善安排生活，但他仍旧闲不住，他接手了一片果园，每天修剪枝干、擦拭叶面，从清晨忙到傍晚。

他对战友们的劝说只是浅浅一笑，拍拍干瘦的手掌，似乎在说：手还管用，我还做得动。

临终时，他没有为自己保留任何东西，而是将近七千元积蓄全部捐给了部队幼儿园，而自己，仅是一个无名无姓却值得永远铭记的忠诚军人。

而他的离世也并未带来轰动，仅留下了一个简单的骨灰盒，徽章上虽然刻着“少尉，哑巴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