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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量炸了!举报朱之文的两人,底细被媒体扒了个干净。 一个叫刘明,浙江湖州人;一个叫王平,山东济宁人。两人看着八竿子打不着,可把他们的说法摆在一起,这几个月搅黄十几场演出的事,脉络就出来了。 刘明接到记者电话时承认得很干脆,说自己就是实名举报人,材料递到了国家税务总局,理由是偷税 ​

信息量炸了!举报朱之文的两人,底细被媒体扒了个干净。

一个叫刘明,浙江湖州人;一个叫王平,山东济宁人。两人看着八竿子打不着,可把他们的说法摆在一起,这几个月搅黄十几场演出的事,脉络就出来了。

刘明接到记者电话时承认得很干脆,说自己就是实名举报人,材料递到了国家税务总局,理由是偷税漏税,还强调 “有证据”。这个名字,朱之文不陌生。2023 年,朱之文曾因名誉权纠纷起诉过他,庭外调解时,刘明亲手签下一份承诺书,白纸黑字写着不再在网络上发布关于朱之文的不实消息、不再侵害其名誉,签完字,朱之文撤了诉。

结果消停了几个月,举报的电话又响了。这回他不光自己打,还开始牵头组织别人一起打。记者问起那份承诺书,他的回答是,那只是承诺不发表没有依据的东西,“我们不是黑粉,也不是恶意举报,我们是正义的”。

王平的说法更绕,记者电话刚接通,他先纠正措辞:别说我举报,我是反映情况。反映什么呢?查朱之文演出穿的服装跟报备材料对不对得上,查他去学校参加活动教英语合不合规,理由是他觉得朱之文只有小学文化,去教英语会给孩子带来不好影响。他自己承认,从 2020 年就开始向部门反映,断断续续盯了快六年。

两个人的身份和理由摆出来之后,真正该看的是他们举报的那几件事,官方核查下来是什么结论。网上传得很凶的那份 “十五年纳税 1.18 亿” 的稽查报告,菏泽税务部门明确说过从未对外发布,单县税务局把这条信息定性为虚假信息。也就是说,刘明用来举报的核心材料,税务部门早就给过否定答案。

翻唱剽窃这条,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的规则写得很清楚,商演授权一般由主办方办理,不是谁唱谁申请。到媒体报道时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权利人公开站出来说朱之文侵权。

“劣迹艺人” 这顶帽子更没着落,文旅、广电、税务几个系统的公开通报里,翻不出一条对朱之文的处罚记录。台儿庄那场穿 “员外服” 的演出,当地文旅核查完给的结论是手续齐全、内容合规,不立案、不处罚。

记者向多地主办方和相关部门求证,说法一致:那段时间取消的演出各有各的客观原因,没有一场是因为朱之文被官方定了性。

可演出照样黄了,朱之文自己统计,8 月到 10 月,青岛、潍坊、西安、郑州、泰安、淄博、济南、曲阳,至少十五六场签了合同的演出被取消。在济南,妆化好了,演出服换好了,站在后台候场,开演前几十分钟被叫停。在泰安,人已经在高铁站排队检票,电话追过来,说不用来了。

主办方为什么这么怕?因为举报的人不光往文旅和税务打电话。有主办方透露,电话直接打到单位领导的办公室,话讲得很直:朱之文敢来,就带鞭炮到现场轰。一个县城开业请人唱三首歌,主办方算的账很简单:违约金赔得起,现场真出了事,签字的人担不起。取消,最省事。

朱之文把这轮举报概括成四个词:有组织、有预谋、有分工、有计划。举报的人建了群,群名就叫 “扒朱”“打猪”,每个群上百人,有人盯演出行程,有人整理各地文旅部门和 12345 的电话,群成员照着统一话术打,打完把通话截图发回群里报备,连续几天不参与的直接踢出群。

事情走到这一步,朱之文没有坐在家里等。10 月 23 日,他一个人去了单县郭村镇派出所,手机里存着群聊截图、举报录音、12345 回执,在里面待了三个多小时。几天后又带着从北京请来的律师杨安明去了一趟,公安机关已经受理。他公开喊话,让举报的人亮出真名和单位,说自己本来就是农民,大不了不唱了,回去种地。

11 月 6 日,他在高铁站候车时接受采访,说已经接到商演和公益演出,但不便透露地点,要防着坏人。他还提到,黑粉打电话来求和了,他没同意,因为对方打着举报他的名义募捐,募来的钱几个人分了。

举报是每个人的权利,这一点没有争议。可刘明签了承诺书又回来,王平盯了快六年,他们手里的指控被税务、文旅、版权规则一条一条核查否定之后,演出照样被搅黄。

人民日报评论这件事时提到一个细节:事实还没查清,被举报者的演出机会和声誉已经受到影响,而举报者隐于幕后。举报门槛低、保护力度高,本是为了鼓励知情者提供线索,属于合理的制度设计。但当这套机制被批量化、组织化地滥用,成本就全压到了被举报的人身上 —— 清白证完了,合同已经作废了。

公器不能当暗器用。这句话,说给刘明,也说给王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