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攥着钱袋子,越南军队的商业帝国,还能刹得住车吗?上世纪90年代,越南军费长期紧张,国防预算养不起庞大的军队体系,默许军队办企业就成了“没有办法的办法”。
一开始的设想很美好:以商养军、减轻财政负担、让军人家庭多一条活路。可制度这东西,最怕临时变长期。企业一旦办起来,利润一旦流进来,军队对财政的依赖就弱了,对商业收入的依赖就强了。
更关键的是,办企业需要人、需要关系、需要审批权,军队手里恰好都有。于是,从电信到银行,从港口到房地产,摊子越铺越大,等到想收的时候才发现,这已经不是副业,而是一整套利益结构。
越南军用电子电信公司是最典型的样本。这家军方背景的电信巨头,不仅是越南最大运营商,还把业务铺到了海地、秘鲁、坦桑尼亚、莫桑比克、柬埔寨、老挝,一度被称为“越南最成功的出海企业”。
它的营收规模一度超过越南国防预算本身——换句话说,军队办企业赚的钱,比国家拨的军费还多。
这听起来像是“以商养军”的成功案例,但细想一下:当一支军队的主要收入来源不再是财政,而是自己控股的企业,试问文官政府对枪杆子的约束力还能剩多少?
越南军事商业股份银行同样如此,作为军方背景的银行,它在越南金融体系里的分量举足轻重,信贷资源、客户网络、政策便利,样样不缺。
再加上西贡新港这类港口资产、军队建筑总公司这类基建力量,越南军队实际上已经嵌进了国民经济的多个命脉环节。
越南不是没想过收手,早在2007年,越共十届四中全会就已明确提出规范军队经商问题,限制军方企业经营范围。2016年越共十二大后,越南政府于2017年再次推进改革,要求军队剥离非核心商业资产、回归主业。
话说得很漂亮,可近20年过去,核心资产一个没动。数量上或许压缩了一些边缘小企业,但电信、银行、港口这些真正值钱的板块,纹丝未动。为什么?
因为动了就是动利益,动了就是动一大批人的饭碗,动了就是动军队内部盘根错节的权力网络。
其实,改革改到军队头上,需要的是政治魄力,而越南的决策层恰恰最缺这个——今天你动军队的企业,明天军队就在别的议题上就不配合你;这一派想收权,那一派就拿军队当筹码。结果只能是放弃治疗:嘴上喊退出,手上继续赚,文件年年发,资产年年留。
财政是现代国家控制军队最基础的抓手。一旦军队有了稳定现金流,预算谈判就变成“你给不给无所谓,我自己能赚”,文官政府对枪杆子的约束力自然变弱。
越南的问题恰恰出在这里。1986年“革新开放”后,因苏联援助断绝、财政困难,“以商养军”从战时自给变成了长期政策。三十多年过去,越南军队控制的企业曾超过300家,2024年营收突破200亿美元,大约是当年国家军费拨款的3倍左右。
其中,越南军用电子电信公司2024年营收约75亿美元,几乎垄断国内七成电信市场,军队商业银行资产规模也位居全国前列。
当军官的晋升和企业业绩挂钩,当军营考核里出现营收和利润,训练、战备、纪律这些“不赚钱的事”自然被挤到后面。在越南,将军开公司、校官开餐馆、士兵搞副业,并非坊间传闻。
更麻烦的是不公平竞争。军队企业享有低价拿地、优先融资、税收优惠等特权,和民营企业同台竞技,本身就是降维打击。
老百姓看到的是“当兵的做生意”,军队内部看到的是“做生意比练兵实惠”,这种双向认知一旦固化,军队的职业荣誉感就会被慢慢侵蚀。
商业和权力一结合,寻租空间就出来了。军队企业高管既是军官又是商人,监管靠军队内部,外部审计很难穿透。
越南虽然没有大规模公开案例,但“军队银行高管涉案”“军企项目违规”之类的新闻,隔三差五就会冒出来。
越南用三十多年时间,把“权宜之计”养成了“路径依赖”,把“以商养军”做成了“军商复合体”。这不是简单的军队腐败问题,而是国家能力被既得利益结构反向绑架的典型案例。
当枪杆子和钱袋子握在同一只手里,任何试图切割的手术,都会变成关乎生死存亡的政治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