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这位主动请求降衔的开国大将是谁吗？
1955 年授衔之前，得知自己被定为大将，他多次向组织申请，希望改授上将，这份申请最终没有被批准，仍然被授予大将军衔，也是开国大将中唯一主动请求降衔的人。 他是新中国装甲兵事业的奠基人，历任装甲兵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


1955年，许光达提出两项降低等级的请求，结果却相反：大将改授上将，军委没有答应；干部级别由四级降为五级，组织却批准了。

同样是往下调，军委为何对军衔说不，对干部级别却点头？
1955年8月1日，贺龙向许光达透露，他拟被授予大将军衔。许光达随即提出，希望改授上将。此后，他又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写信。9月10日的申请信中，他把自己的经历和战友们的牺牲放在一起衡量，认为自己

不应接受大将军衔，愿意把这一荣誉让给贡献更大的同志。毛主席称赞他的做法是一面明镜。
许光达的申请，反复提到一段特殊经历。1926年，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炮兵。大革命失败后，他没有退出共产党，继续寻找党组织并参加武装斗争。

1929年，他在战斗中身负重伤，子弹距离心脏很近，几次手术都未能取出。1932年，他被送往苏联治疗，后来在那里养伤、学习，直到1937年回到延安。

申请信里，他把这五年多的留苏经历与国内战友的长期战斗相对照，认为自己在革命最艰难的几年没有留在国内，因而不应接受大将军衔。他把大将军衔看作战友们共同奋斗换来的荣誉，自己却有五年多不在国内战场，因而认为不应占据这个位置。

1955年2月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规定，军衔评定要综合考虑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军队服务经历和革命贡献。军队正推进正规化建设，军衔也承担着明确军官等级、建立指挥秩序的作用。

1937年回国后，许光达在抗日军政大学担任训练部部长、教育长和分校校长；解放战争中，他担任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后来又任第二兵团司令员。

1947年8月，国民党军追击中共中央机关，许光达奉命率第三纵队在乌龙铺、当川寺一线阻击。

中央机关得以转移，西北野战军主力随后在沙家店歼灭来援之敌。
第三纵队承担外围阻击，顶住追兵，为中央机关转移和主力合围争取了时间；沙家店的主力围歼，则由其他部队完成。

1949年，许光达任第二兵团司令员，参加解放兰州的作战。由纵队到兵团，指挥范围和协同任务随之扩大，他承担的已不只是单一方向的阻击，还包括兵团作战的组织与指挥。

1950年6月，许光达受命担任装甲兵司令员。
当时，人民解放军虽然已有坦克部队，但力量分散，装备型号复杂，技术人员和维修保障都很缺乏。坦克能否投入作战，不只取决于有多少辆车，还取决于驾驶、射击、通信、维修、油料和指挥能否连成一套体系。一辆坦克能够开动，也不等于它能在战场上持续作战。

同年9月1日，装甲兵领导机关成立。

许光达主持整编部队，建设训练基地和技术保障机构，推动建立五所战车学校和装甲兵学院，并兼任有关学校的校长、院长。他强调政治工作与技术工作并重，军事训练要同实战结合，要求乘员熟练掌握装备，也要求部队具备持续维护和协同作战的能力。他还要求部队养成虚心钻研、正规踏实的技术作风。

学校培养乘员、维修人员和技术干部，部队建立训练与保障制度，装甲兵逐渐从分散的战车力量转向有统一指挥、训练和保障的兵种体系。抗美援朝期间，人民志愿军派出坦克部队参战，这支新兵种也在实战中接受检验。到1955年授衔时，许光达已主持装甲兵工作五年。

许光达在申请信中把留苏经历看作自己的欠缺，军官条例却要求综合考察他的全部服役经历、现任职务和革命贡献。抗大教育、解放战争中的部队指挥，以及新中国成立后装甲兵的创建工作，都属于他实际承担过的职责。

9月27日，许光达仍被授予大将军衔。
徐海东也曾因长期养病、认为自己贡献有限，向周恩来提出降低大将军衔；周恩来没有同意。许光达并非唯一提出让衔的大将。

1955年，许光达的军队干部级别由四级调整为五级。这里的四级、五级不是大将、上将的另一种叫法，也不是军衔高低的换算表。1952年全军进行干部评级，1955年实行军衔制后，这套干部级别仍然保留，并与工资待遇等安排相关。许光达保留大将军衔，同时按五级干部确定级别和待遇。五级干部的待遇低于四级，这次调整实际降低了他的待遇，却没有改变大将军衔和装甲兵司令员职务。

1959年9月，许光达出任国防部副部长，此后仍参与装甲兵建设。

1969年6月3日，他逝世。大将军衔没有按他的请求改动，他主持建设的装甲兵却有了自己的领导机关、院校、训练基地和技术保障体系。

许光达让出去的是个人待遇，留给军队的却是一支能够持续训练、维护装备并投入作战的装甲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