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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抗战陷入最晦暗的时刻,蒋百里写的《日本人 —— 一个外国人的研究》

1938 年,抗战陷入最晦暗的时刻,蒋百里写的《日本人 —— 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在汉口版《大公报》连载,是抗战时期影响极大的名篇,文末那句 “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1938年8月24日,瑞昌失守,日军继续向武汉推进。就在前线不断传来失利消息的时候,汉口《大公报》连续刊出一篇研究日本的长文。8月27日,蒋百里的随员张禾草记下,已经有读者提出印制五万册,还希望翻译成多种文字。

战场上丢失的是一座座城池,读者急着寻找的,却是一份关于敌国的分析。日本军队如此强大,中国凭什么继续打下去?蒋百里在这篇文章里给出的回答,藏在日本庞大的军事机器内部。

蒋百里7月27日抵达武汉。此时武汉会战已经展开,长江沿线的军事压力越来越大。
8月21日至26日,《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在汉口版《大公报》连载。前几篇没有公开作者姓名,直到8月26日刊出最后一篇,才署上“蒋方震于汉口”。

蒋百里开篇提出一个判断:日本陆军很强,海军也很强,可两个强项合在一起,并不意味着国家就更强。陆军坚持大陆扩张,海军追求海上优势,双方都需要国家投入大量军费。军种之间争夺预算,实际争夺的是国家战略的主导权。

更棘手的是,日本军人已经能够直接影响政府的存亡。
日本陆军大臣和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将官担任。军方如果拒绝派人,内阁就可能因为无法任命大臣而倒台。
1936年,这项制度重新恢复,军部对政府的牵制进一步加强。

1932年,首相犬养毅遭青年军官刺杀。1936年,二二六事件爆发,青年军官发动兵变,东京政治中枢受到严重冲击。

一个国家的首相可以被军人刺杀,政府也可能因为军方拒绝合作而无法维持。军队原本是政府手中的力量,到了这种时候,政府反而要顾忌军队的态度。
蒋百里把这种变化与明治时期的日本作了对照。

明治时期,日本也存在军人主张对外扩张的声音。征韩问题上,政府曾压住立即出兵的主张。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虽然取得胜利,却接受了没有战争赔款的和约。明治天皇支持负责谈判的政治家承受国内压力,没有让战场上的胜利变成继续扩大战争的理由。

到了1930年代,这种约束逐渐消失。元老凋零,军部势力上升,政党政治受到暴力冲击。日本仍然有强大的军队,却越来越缺少能够协调军队、政府和外交部门的稳定力量。

这种裂缝很快延伸到了中国战场。

1931年,关东军在东北发动事变,东京政府没能有效收回军队的行动。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一再宣称不扩大事态,前线却继续增兵。外交部门刚刚作出一种承诺,军队的行动又可能改变局面。

蒋百里尤其看重这种现象。日本的军事实力并没有减弱,但东京政府已经越来越难以约束前线。战争一旦扩大,政府就必须承担新的军事承诺;想要停下来,又要面对军部和强硬派的反对。发动战争的能力很强,结束战争的能力却未必同样强大。

还有一笔账,日本国内同样躲不开。
蒋百里把日本工业的发展与农村的贫困放在一起讨论。日本政府扶持重工业,军工企业获得订单,城市经济迅速发展,可广大农民仍然背负沉重债务。国家通过税收筹集工业建设和军事扩张所需的资金,普通消费者和农村家庭承担了相当一部分负担。

日本对外扩张,原本声称是为了获得土地和资源。但占领新地区需要驻军,需要交通运输,需要维持治安,还要不断投入军费。占领面积扩大了,国家必须承担的责任也随之增加。军工企业可能从战争中获利,普通农民却未必能够从中得到好处。

蒋百里还注意到日本扩张引起的国际反应。满洲事变以后,苏联加强远东防备,美国扩大海军建设,英国推进新加坡基地建设。

日本原想通过军事扩张扩大安全空间,结果却使周边国家提高警惕。

这就是蒋百里分析日本时最看重的一层关系:军队能够赢得局部战役,国家却必须承担战争带来的全部后果。陆海军争夺资源,军部牵制内阁,前线不断扩大军事行动,国内经济又要承担持续增长的战争费用。几股力量同时运转,日本的国家机器便要付出越来越高的协调成本。

文章最后,蒋百里讲起在柏林遇见一位德国老人的经历。老人长期研究日本,手中有一份关于日本的研究稿。蒋百里从中摘取部分内容,结合自己的认识加以整理,形成了这篇文章。

临别时,老人郑重留下了一句话:“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他讲和!”
蒋百里把这句话放在全文末尾。

9月15日起,《大公报》刊登单行本售书广告。10月下旬,武汉失守。

11月4日,蒋百里在广西宜山病逝。
他没有等到抗战胜利。武汉失守以后,中国军队继续抵抗,日本也没能迫使中国停止战争。
蒋百里留下的这篇文章,所讨论的从来不只是一支军队能打多少胜仗。

一个国家可以凭借强大的军队发动战争,却未必能够控制战争的规模,更未必能够迫使对手放弃抵抗。对当时的中国而言,守住继续作战的决心,就是不让日本把一时的军事优势变成永久的政治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