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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新疆、西藏都干过的人,并不多。王君正卸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后,出任全国人大

云南、新疆、西藏都干过的人,并不多。王君正卸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后,出任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三个边疆民族地区走下来,他最值钱的不是在哪干得久,而是知道同一个问题,在三个地方会长出三种样子。
 
这三种样子差得很远。云南是民族多而散,8个自治州、29个自治县,一个乡里常常住着好几个民族,难在把每一家都照顾到。新疆有13个世居民族,地方大、情况杂,发展和稳定两头都得兼顾。西藏则是藏族占了八成多,高海拔、长边境,很多事情放在别处是常识,放到那里就得重新想。同样说“让边境村留住人”,云南的村子挨着邻国,靠边贸和种植过日子;西藏的村子在高原上,很多人家靠护边员的补助和政策扶持撑着。
 
立法最难的地方,恰恰就在这里。一部全国性的法要管所有地方,写得太宽,到了下面没人知道怎么用;写得太细,一个地方的办法硬套到别处,水土不服。只在一个地方干过的人,很容易把那里的成功办法当成通用答案。一地的经验是答案,三地的经验才是尺子,有了这把尺子,才量得出哪句话能写进全国的规矩。
 
民族区域自治法本身就给这把尺子留了位置。它允许自治地方根据本地情况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全国的法管方向,地方的条例管细节。难的是分层:哪些事必须全国一个标准,哪些事该放手让地方自己定,划得不好,要么管死了,要么管散了。在三个差别这么大的地方都摸过底的人,划这条线时心里更有数。
 
但这把尺子也有它的刻度范围。他在云南的16年,多是早些年的事,这些年云南的高铁、口岸、产业都变了样,当年的体会未必还准。全国5个自治区,他在新疆、西藏干过,内蒙古、广西、宁夏没待过,那里的情况他同样要从头学。再加上专门委员会是集体议事,副主任委员一个人的话分量有限,一部法从调研到通过往往要好几年,节奏跟在地方拍板完全是两回事。
 
单看这份履历,夸一句对口并不过分;可往下想一层,我更看重的是这种比较能不能真的进到条文里,而不只停在一个人的记忆中。见得多是本钱,把见到的东西变成别人也用得上的判断,才是这个岗位要的本事。
 
能做的事并不玄。调研别只往熟悉的地方跑,专门去自己没干过的内蒙古、广西、宁夏多看看,把比较的范围补全。参与立法时,带着三地对照的眼光去分层,凡是写进全国法里的条款,都先问一句在云南、新疆、西藏各会碰到什么情况,三处都说得通再定。还有一条容易被忽略,把各地办成了的事和没办成的事整理成对照材料,留在委员会里,以后换了人,这些比较照样能用。
 
边疆的差异,是国家治理绕不开的现实。能看清差异的人越多,全国的规矩就越能管得住、又管得活。王君正这次进京,价值不在多了一个职务,而在多了一个能替边疆说清差别的人。
 
全国一个标准,听起来整齐,可边疆各地的差别就摆在那里;放手让地方自己定,又怕各搞一套。民族事务的规矩究竟该统到哪一层、放到哪一层,这条线怎么划,比任何一份履历都更考验这些从边疆走出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