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晚年回忆说,遵义会议讨论接受毛泽东军事主张时,有两个人持不同意见:一个是凯丰,反对最坚决,态度最明确;另一个是当时中央总负责博古,他表示需要再考虑。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没有当场表示接受毛主席的军事主张,只说还要考虑;凯丰却明确反对。一个负有中央总责,一个积极维护原有路线。面对同一场军事危机,两人的反应为何不同?会议最后又怎样改变红军的指挥安排?
会议在遵义柏辉章公馆举行,从1月15日开到17日。中央红军出发长征时有八万余人,经过湘江战役,只剩三万余人。湘江一战,红军为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付出巨大代价,中央纵队也遭受严重损失。
渡过湘江后,红军仍处在国民党军追击和堵截之中。
原定向湘西转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已经碰上国民党军重兵布防。继续沿原路线前进,红军很可能再次陷入合围。
毛主席此前就反对在敌军优势兵力面前打消耗战,主张避开湘西方向的重兵,转向贵州。1934年12月,中央在通道讨论行军方向,随后黎平会议决定向黔北进军,猴场会议又作出渡过乌江的部署。猴场会议还规定,作战方针等重大问题须经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1935年1月,红军渡过乌江,进入遵义。红军避开了湘西方向的重兵,在贵州获得继续机动和重新部署的空间,中央也有了停下来检讨军事指挥的机会。
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主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张闻天作反报告。
张闻天集中批评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中的错误,毛主席进一步阐述自己的军事主张,王稼祥支持这些意见,周恩来也承担了军事指挥方面的责任。
会议集中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军事指挥问题,没有把党内此前所有政治路线问题一并展开。
长征前,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集中处理军事指挥。
毛主席虽参与中央政治局工作,却不在这个军事决策机构之中,过去提出的作战意见难以成为最后决定。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依托碉堡逐步推进,红军被迫围绕据点争夺,兵力消耗不断增加。长征开始后,三人团仍掌握军事决策,直到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旧有办法才被迫接受全面检讨。
陈云晚年回忆,讨论接受毛主席的军事主张时,博古说还要考虑,凯丰则反对得十分明确。
凯丰并非到了会场才表明态度。聂荣臻回忆,遵义会议前,凯丰曾几次找他谈话,希望他支持博古,聂荣臻没有接受。
会议上,凯丰仍站出来为博古辩护,不同意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
博古的处境与凯丰不同。他主持中央工作,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军事指挥负有领导责任。毛主席提出的意见一旦被接受,原有军事决策就要重新检讨,中央的领导分工也必须随之调整。博古说还要考虑,没有当场完全承认错误。凯丰没有承担中央总负责人的位置,却积极维护博古和李德主持的原有路线,发言更直接,立场也更鲜明。
李德在会上同样坚决反对对他的批评。博古没有完全彻底承认错误,凯丰不同意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李德则拒绝接受对自己的批评。李德所反对的是对其军事工作的批评,凯丰则直接反对毛主席等人提出的军事意见。
会议决定增选毛主席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原来的三人团。朱德、周恩来继续承担军事指挥职责,周恩来仍是军事指挥上最后作出决心的负责人,毛主席担任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助手。张闻天受委托起草军事问题决议,交常委审查后传达。毛主席由此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但当时的军事指挥仍由朱德、周恩来承担。
1935年2月5日前后,中央在鸡鸣三省一带调整领导分工,张闻天接替博古负中央总责。博古不再主持中央工作,却没有离开红军,后来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继续随中央行动。
3月,苟坝会议围绕是否进攻打鼓新场发生争论。
毛主席反对仓促进攻,会议一度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他随后坚持要求重新讨论,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研究,进攻计划最终被取消。
此后,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全军军事行动。四渡赤水期间,红军多次改变行军方向,5月渡过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
后来张国焘主张南下,凯丰站在中央北上方针一边,反对分裂中央的活动。
博古仍在红军队伍中承担工作。遵义会议没有因为博古的犹豫和凯丰的反对而停下组织调整,也没有把两人简单逐出队伍。
到了苟坝,毛主席自己的意见也一度没有被采纳;他坚持重新讨论,才使进攻打鼓新场的计划被撤销。遵义会议改变了军事领导格局,苟坝的争论则让新的指挥机制经受了一次实际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