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汪东兴同志,1953 年起担任公安部第九局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1955 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1953年6月9日,中南海召开干部会议,中央警卫团正式成立。
会上,汪东兴以公安部第九局局长身份讲话;新警卫团的团长却不是他,而是张耀祠,杨德中担任政治委员。两年后,汪东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
一个没有担任警卫团团长、当时也没有军队级别的人,为什么进入少将行列?
1953年5月,汪东兴同时出任公安部第九局局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两个职务分属公安部和中央办公厅,并非同一机构里的重复设置。中央领导和机关的警卫工作,既要有公安系统的业务领导,也要同中央办公厅的日常运转衔接。汪东兴同时担任两职,承担的是两条工作线之间的协调责任。
当时的警卫任务,已经不只是某一位领导人的随身保护。
中央机关驻地、领导人住处、会议活动和外出行程,都需要警卫力量参与。警卫部门要掌握驻地、人员和行动安排,中央办公厅则要统筹领导人的工作与机关事务。两套工作相互牵连,单靠一支警卫部队无法完成。
警卫对象包括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也包括中南海内的政治局委员和有关党政军机关。对象和场所同时扩大,警卫安排便不能只围绕某一位领导人的行程展开,还要顾及中央机关的整体秩序。
6月9日成立的中央警卫团,把其中一部分任务落实到具体部队。
张耀祠任团长,杨德中任政治委员。按照当时的组织安排,警卫团的建制归总参谋部,警卫任务由公安部第九局领导。部队建制和警卫业务分属不同系统,团长负责部队具体指挥,九局负责警卫任务的领导,中央办公厅还要协调机关工作。
汪东兴的双重职务,正好处在这些关系的交会处。
如果把团长和九局局长看成同一个岗位,就无法解释当时的组织分工。部队建制有自己的管理关系,警卫任务则要根据中央领导活动和机关安全需要部署力量。团长带领部队执行任务,九局组织警卫业务,中办警卫局把相关安排接入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三个环节彼此衔接,才构成一套完整的中央警卫工作。
6月22日,中央警卫团召开全团军人大会,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和汪东兴到会讲话。警卫团有了明确的干部、建制和任务归属,中央机关、公安部门与军队之间的工作联系,也有了固定的组织接口。警卫工作从战争年代随形势调配的任务,逐渐转为有专门机构和部队承担的常设工作。
汪东兴能够承担这样的岗位,与他的经历有关。
1932年参加红军后,他在红十军系统工作,担任过政治工作职务,长征期间进入中央纵队。抗日战争时期,他先后担任延长医院政治委员、八路军医院副院长兼政治委员、陕甘宁边区医院副院长兼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初期,他进入中共中央书记处警卫处,开始负责中央机关警卫工作。从红军部队到后方医院,再到中央机关,他经历了不同类型的组织岗位。
1950年3月,汪东兴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同年12月,调任公安部第八局副局长。从政务院秘书工作转入公安部,再到九局局长和中办警卫局局长,他的经历并非沿着野战部队指挥职务逐级上升,而是在国家机关和中央警卫业务之间转换。
1953年的双重任职,正是这段岗位变化的落点。
1955年2月8日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规定授予军官军衔要综合考虑现任职务、政治品质、业务能力、在军队中服务的经历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军队级别是评定时的重要因素,却不是唯一依据;条例也没有规定某个机关职务自动对应某一军衔。
当年首次授衔时,没有军队级别而获授军衔的共有七人,汪东兴是其中一名少将,另一名少将是黄正清。汪东兴早年参加红军,经历长征,后来长期承担中央警卫工作。
他既有军队服役经历,也担负着中央警卫系统的领导职责。
条例列出的现任职务、军队服务经历和革命贡献等条件,在他的履历中都有具体体现。少将军衔并非公安部第九局局长这一职务直接换算而来。
1955年12月,汪东兴又兼任公安部副部长。1958年6月至1960年8月,他赴江西工作,担任江西省副省长兼省农垦厅厅长、中共江西省委常委。1961年5月,他重新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局长,直到1978年12月。
中央警卫团成立那天,汪东兴没有担任团长。
他所负责的是警卫任务与中央机关、公安部门和军队建制之间的衔接。1955年,他获得少将军衔。
汪东兴的经历有一个鲜明特点:他长期身处中央警卫工作的组织中,却并不以野战部队指挥员的身份承担职责。1955年的授衔,也将这样一位兼有红军经历和中央警卫领导职责的干部,纳入了人民解放军将官序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