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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路上,一身高不到一米四的女兵背着一个成年男子,翻了整整两座山,23年后,两人

长征路上,一身高不到一米四的女兵背着一个成年男子,翻了整整两座山,23年后,两人在一次聚会上相遇,已是省委书记的男人一把握住女兵的手:“我还没向你说谢谢呢!”

1935年春天,川黔边界的乌蒙山脉一带连日下雨,山路泥泞难行。

红军部队正在艰难行军,伤员数量不断增加。

一个身材矮小的女兵在悬崖小道附近执行完任务后返回营地取水,途中听到草丛里有微弱的呼吸声。

她循声查看,发现一个男人半身陷在泥里,脸色发青,嘴唇发黑......

这个女兵叫危秀英,江西瑞金人,1910年出生在一个穷得揭不开锅的农家。她半岁没了娘,六岁那年被父亲用几块银元卖到别人家当童养媳,挨打受骂是家常便饭,个子也没能长起来,到成年时还不到一米四。

1930年,红军到了兴国,她趁夜里拿剪刀剪了长发,裹上头巾跑出去找队伍,给自己取名叫“秀英”,意思是要做优秀的人、英雄的人。

1934年,她跟着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被编在总卫生团干部连当政治战士,任务就是照料伤员、调度担架。那时候民工不够用,抬担架的农夫有的跑了,有的吓得走不动路,危秀英个子最小,却常常自己顶上去,把伤员的行李往身上一挂,抬着担架就往山路上走。

开头那一幕,发生在1935年春天川黔边界的大山里。

身后的枪声越来越近,敌人追上来了。危秀英蹲下去,把水壶拧开,一口一口往他嘴里喂水。廖志高缓过来一点,挣扎着让她放下自己,说别两个人都搭进去。

危秀英没听,把他的背包和行装全揽到自己肩上,蹲下身把他背起来,连拖带拽往林子里钻。山路泥泞,脚下打滑,她个子矮,背上的人两条腿几乎拖在地上。

子弹从头顶飞过去,她借着树丛的遮挡,硬是一步一步翻过了两座山,把人背回了部队驻地。到了地方,她连这个战士叫什么名字都没问,转身又去忙别的事了。

这件事在危秀英心里,压根儿算不上什么“恩情”。长征路上她救的人太多了。部队在毛儿盖沙窝那一带,粮食吃光了,大家靠野菜野蘑菇充饥。

一天晚上,危秀英回到宿营地,看见邓六金、廖似光、刘彩香几个人躺在地上,嘴角流白沫,旁边搁着一碗黑糊糊的蘑菇汤。她端起碗喝了一口,味道不对,再仔细一看,是毒蘑菇。

那时候哪里去找解药?她抱起刘彩香的头,扒开嘴,把自己的手指伸进喉咙里去掏,三掏四挖,硬是把人掏呕了,毒蘑菇汤吐出来,人才算捡回一条命。她就用这个笨办法,一个接一个,把躺在地上的战友从鬼门关前拉了回来。

还有一次,邓六金得了痢疾,发高烧,走不动路,流着泪要留在老乡家里。危秀英向连长请求留下来陪她,削了根树枝给她当手杖,背着两个人的行李,搀着她走了四天四夜,到底把邓六金带回了队伍。

长征下来的战友们给她起了个外号,不叫名字,叫“矮子”,朱德见了也这么喊。美国记者索尔兹伯里后来在书里写她,“像小白胡桃一样娇小”。可就是这个“小白胡桃”,背的东西最多,抬的担架最多,被战友们叫作“骆驼”。

日子一晃过去了二十三年。

1958年,危秀英到北京开会,抽空去看望老首长李富春和蔡畅。客厅里坐了一屋子人,她刚从广东过来,满脑子还是农垦上的事,压根儿没往别处想。突然一个中年男人快步走到她面前,一把抓住她的手,声音都在抖:“危秀英同志,是你救过我的命!”

危秀英愣住了,上下打量,怎么也想不起来眼前这个人是谁。蔡畅在旁边笑了,说:“秀英,他就是廖志高同志呀!”

那时候的廖志高,已经是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握着她的手,眼睛通红,说了一句话:“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长征路上一分手,我还没向你说句感谢的话呢。”危秀英这才慢慢想起来,哦,是有这么回事。

廖志高念念不忘的这件事,在危秀英那里,只是长征路上无数个日夜里普普通通的一件。她后来对人说,这也许是真事,但我得到过许多帮助,这种生死与共的战友情谊,在长征中随处可见。蔡大姐送过她干粮,朱德送过她一根拐杖,还有数不清的战友向她伸出过手。在她看来,救人不值得记在账上,更不值得拿来换点什么。

廖志高后来问过她,缺不缺房子,想不想换个轻松一点的岗位。危秀英没要。她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地方上踏踏实实做工作,当过广东省农垦厅副厅长,管的是橡胶树和垦殖场,跟当年背人翻山一样,都是干活,没什么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