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距离执行死刑仅剩6小时,王桃玉竟撬开镣铐逃出生天,谁能想到,这个身负多起案件的重犯,逃到内蒙古后竟成了羊毛衫厂的管理者,还办起了分厂。
他改名换姓,娶妻生子,甚至与当地查案人员建立了交情,眼看多年逃亡就要成为过去,一叠不起眼的油票,却让他苦心经营的另一种人生彻底崩塌。
那天夜里津市看守所的审讯室里,王桃玉脚上拖着镣铐,安安静静坐在角落,看上去跟一个认了命的人没什么两样。第二天早上八点,他就要被押到刑场。留给他的时间,满打满算只剩六个钟头。
可王桃玉这个人,从来就不认命。他早在几天前就把这间临时审讯室看了个遍:东边厕所旁边有一道矮墙,北边伙房后面是一片树林,只要翻过那道墙,就有机会消失在黑暗里。
更关键的是,他鞋底藏了一小截铁丝,那是他在牢里学来的本事,开锁撬镣,他练过不止一次。
机会来得比想象中顺利。隔壁关着的女死刑犯因为害怕,半夜唱起了歌,把一名看守引了过去。王桃玉又可怜巴巴地央求另一名戴眼镜的看守去弄点盐水,说行刑前喝一口,走得干净些。
人一走,他背过身,铁丝捅进锁眼,几秒钟手铐脚镣全开了。等看守反应过来,他已经翻过矮墙,一头扎进了树林。
追捕的人很快封了码头、车站和路口。王桃玉没往老家跑,他钻进一片藕塘,整个人沉进水里,靠一根空心荷杆呼吸,在淤泥里泡了整整一夜。天亮后他扒上一艘运煤的货船,离开了湖南。
这一走,就是六年。
他一路向北,最后停在了内蒙古东胜。那时候东胜还不叫鄂尔多斯,羊毛衫厂是当地叫得响的企业。王桃玉给自己编了个新名字,刘志平,无根无籍,孤身一人。他早年在毛纺行当里摸过手艺,进了羊毛衫厂之后干活利索,人也活络,从工人一路做到了管生产的厂长,后来还自己张罗着办起了分厂。
周围人眼里的刘老板,大方、客气、肯帮忙。谁家周转不开找他借钱,他很少推辞。
工商的、税务的跟他喝酒,交警队的见了他拍肩膀叫兄弟,连当地刑警队的人跟他都有交情。他的厂子离公安局不到一公里,他每天上下班从门口过,有时候还进去坐坐聊几句。
那些抓了半辈子人的警察,怎么也不会把这个说话带笑、逢人就递烟的刘老板,跟湖南越狱的死囚联系到一块儿。
后来他还在当地成了家,妻子比他小十几岁,第二年生了个儿子。婚礼办得热闹,鞭炮放了半个钟头,街坊都说刘老板命好,白手起家挣下这份家业。
如果故事停在这里,这几乎是一个浪子回头、改头换面的传奇。可王桃玉骨子里那个“偷”字,一直没死。
厂子后来经营不下去了,手头一紧,他又开始偷。
从1990年到1991年,东胜一带连着十几家单位被盗,案子叠了一摞,警方查了快两年没抓到人。
1992年5月,他撬开伊克昭盟畜牧处草原工作站的财务室,拿走了两千多块现金,顺手卷走了三百多升机关专用汽油票。现金好花,油票却烫手。那时候汽油票是紧俏东西,可机关专用票的流通范围很小,谁拿出去加油,很容易被人认出来。王桃玉自己不敢露面,把油票交给一个熟人,托他转手卖掉。
就是这一步,踩断了整盘棋。油票转了几道手,落到两个农民手里,他们拿着票去加油站加油,被蹲守的便衣按住了。线索顺着油票的来路往回推,推到了中间人,中间人供出了“刘志平”。
警察包围他那处院子的时候,他不在家,跑去准格尔旗赌钱,一夜输了3万多,灰头土脸回来,刚进门就被按倒在地。
审讯室里,他还在编。先说自己是福建福清人,叫刘志平。电话打到福清,查无此人。审讯员看着他,问了一句,你一个福建人,怎么说话一口湖南常德腔。他张了张嘴,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沉默了很久,他瘫在椅子上,说,我叫王桃玉,我是从湖南跑出来的死刑犯。消息传回津市,当年那些看守过他的人全傻了。六年,两千多个日夜,一个死刑犯不但活得好好的,还活成了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最后栽在一叠油票上。
王桃玉这辈子最“成功”的六年,恰恰是靠一层一层的伪装撑起来的。他把自己包装成刘志平,包装成厂长,包装成好说话的老板、讲义气的兄弟、体面的丈夫和父亲。这些壳子一层层叠上去,时间久了,连他自己恐怕都差点信了。
可伪装这个东西,最怕的不是被人盯上,而是里面那个人不肯停手。他明明已经爬到了一个可以安安稳稳过日子的位置,偏偏还要去撬财务室的门,还要把油票递到别人手里。那一叠油票不是警察费尽心思找出来的破绽,是他自己从壳子里伸出来的手。
一个人可以改名换姓,可以换一座城市重新开头,但换不掉的是他面对诱惑时的那个动作。王桃玉在枪口前六小时翻墙跑了,又用了六年时间把自己“洗”成一个体面人,最后却因为管不住那只手,亲手把六年攒下的东西全部推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