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孙玉国转业后,因为犯过一个“错误”,只按照团级干部转业,却没想他,转业后,他自愿当一个修理工!
沈阳,孙玉国揣着转业介绍信,走进了那家坐落在郊区的大院子,对他来说,这意味着要换一种活法。
几年前他还在更重要的岗位上,如今档案里的处分材料写得明白,那个错误像块石头,沉甸甸地坠在履历中间。
组织上按正团职给他安排转业,去一家隶属军区后勤的兵工厂当副厂长。说不上是好是坏,总之是个落脚的地方。
报到的手续办得很快,厂办的小干事领着他穿过办公楼走廊,推开一间朝南的屋子。屋里有一张掉了漆的办公桌,一把藤椅,墙角立着半新不旧的文件柜。
孙玉国把军绿色挎包放在桌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他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院子里的梧桐树,然后下楼去食堂吃饭。
食堂的饭菜很简单,白菜炖豆腐,二米饭。
他排在队伍中间,前面两个青工正在议论新来的副厂长,他没吱声,打完饭找了一张角落的桌子坐下,吃得很快,十分钟就光了盘。
头三个月,他分管后勤和基建,每天上午有会,下午看报表,日子过得规律,甚至有些闲。
厂里的老职工后来回忆,那时候常在厂区看见他转悠,背着手,工装扣子扣得严实,就是不说话,到处看。
看车床怎么转,看工人怎么操作,看那些坏了的零件怎么从机器上拆下来,有工人递烟,他摆摆手,继续站在旁边看,一看就是大半天。
大概是那年秋天,叶子刚落的时候,他敲开了厂长的门。
谈话的内容没有完整的记录留下来,但据当时在场的老厂长后来跟人念叨,孙玉国进门时手里拿着一顶蓝色工作帽,进屋就把它放在了茶几上。
他说,自己想下车间。厂长以为他是对工作安排有想法,忙解释副厂长的待遇和职务都是上面定了调的,坐办公室也是革命工作需要。
孙玉国摇头,说自己不是闹情绪,是这双手空着难受。他摊开手掌给厂长看,说这双手当年握过枪,现在也想握握扳手。
他提到了自己犯过的那个错误,说光坐在办公室里,对着报表,想不清很多事,得沾点机油,接点地气,从头学起。
厂长没当场答应。这毕竟涉及到干部管理的问题,往上报了几次,后来上面松了口,或者也可能是被他的执拗打动了。
总之,十一月份,孙玉国脱下了那身相对整洁的干部装,换上了蓝色的帆布工装。
他被分配到机修车间,名义上或许还挂着副厂长的职,但实际上每天的工作就是修机器、拆发动机、换零件。
起初的日子并不好过,他毕竟四十多岁的人了,眼神不比年轻人,有些细号的螺丝半天对不准孔。
冬天车间没有暖气,柴油洗件冻得刺骨,他哈口气暖暖手,继续把零件往盆里泡。
有段时间,他手上全是裂口,晚上回家拿热水烫,疼得龇牙,老伴看他这样,心疼,饭桌上嘀咕说放着办公室不坐,暖气不烤,非要来遭这个罪,图个啥。
他嘴里嚼着饭,头也不抬,说:“图个心里踏实。”第二天照样早早出门,在厂门口买两个烧饼,边吃边往车间走,七点十分准时推开车间大门。
渐渐地,车间里的人不再把他当“下来的干部”看了,他修过的机器,螺丝会按对角线拧紧,管线收拾得利索。
他在车间干了将近十年,那十年里,他像每个普通工人一样,按月领工资,年底评先进,虽然后来几次评上他都把名额让给了车间里更困难的同志。
中午吃饭,他常端着搪瓷缸子蹲在车间门口,跟谁都能聊几句,有人问他当年打仗的事,他就简单说两句,更多时候是听别人说家里孩子上学、分房的事。
他烟瘾不小,但车间严禁烟火,他就忍着,到院外头点一根,抽完把烟头踩灭,再回去接着干活。
有时候厂部开会通知他参加,他穿着沾满油污的工作服就去了,坐在后排,听完了再回车间,从不因为自己是“副厂长”而要求特殊。
到了退休年龄,他搬走自己的工具箱,箱子里整齐地码着他这些年攒下的各式扳手和量具。
临走那天,周师傅送他到车间门口,递给他一支烟,孙玉国接过来,没点,夹在耳朵上。
周师傅说:“老孙,你这十年,算个合格的修理工。”孙玉国笑了笑,拍拍老周的肩膀,转身走了。
他把自己的技术笔记留在了车间抽屉里,本子上记满了各种设备的维修要点,字迹工整,最后一页写着某年某月某日,某台机床主轴间隙调整方法,墨迹已经有些褪色。
离开工厂那天,他没让厂部安排车送,他自己走到公交站台,等车的工夫,从兜里摸出块手绢擦了擦脸。
手绢是蓝色的,洗得发白,上面还沾着一点没洗净的机油印子,像是洗不掉了,公交车来了,他随着人流上车,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车窗外的工厂大门慢慢后退,最终消失在街角,他还保持着看窗外的姿势,只是耳朵上那支烟,一直没点。
信源:"珍宝岛英雄"孙玉国:毛主席两次起立为他鼓掌(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