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和烈士和妻子忻玉瑛。 王孝和,1948 年 9 月 30 日就义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年仅 24 岁。他牺牲时,长女王佩琴已出生,小女儿王佩民在其牺牲 21 天后才降生;丈夫牺牲后,忻玉瑛坚守烈士遗志,独自抚育两个女儿长大。向英雄和烈士家属致敬!
1948年9月27日,忻玉瑛抱着一岁多的女儿,挺着孕肚,赶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外。丈夫王孝和已经被判死刑,执行就在当天。她不是去送别,而是要阻止这场处决。
三天后,王孝和还是在提篮桥监狱刑场就义,年仅24岁。
一个怀孕的年轻妻子,带着孩子走到监狱门口,面对的是一项已经作出的死刑判决。
王孝和牺牲时,长女王佩琴已经出生,小女儿还在母亲腹中。
王佩民于1948年10月24日出生,距父亲就义24天。父亲没有见过她,却在临刑前三天的信里给她取好了名字。
忻玉瑛此后要做的,也不只是把两个孩子养大。
王孝和被捕前,她已经参与了丈夫秘密工作中的一些具体事务;丈夫被捕后,她又要保护那些曾经走进家门的同志。
王孝和与忻玉瑛幼年订有婚约,1946年两人才正式见面结婚。忻玉瑛从宁波乡下来到上海,王孝和带她熟悉城市,教她接电话、打电话。
婚后,王孝和的同志常到家里碰头。为了不让外人看出端倪,桌上会摆起麻将牌作掩护。忻玉瑛守在门边留意动静,发现有人靠近便敲门示警。
她并不知道丈夫工作的全部内容,却已经承担起望风、警戒和递送物品的事情。
对王孝和来说,家里有了可以接待同志的地方;对忻玉瑛来说,婚后的日常生活里多了一项不能出错的责任。
1941年,王孝和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他进入杨树浦发电厂,后来成为工人运动骨干。厂里有两千多名工人,工会争取的不只是工资和工服,也关系到工人能否集体表达诉求。
1948年1月,王孝和当选工会常务理事,并担任厂内党团书记。
申九惨案发生后,他参加工人追悼活动,提议佩戴黑纱、捐款援助遇难者家属。
工会职务让他必须公开接触工人,党内工作又要求他保持秘密,两种身份叠在一起,特务对他的监视越来越紧。
1948年4月19日,特务万一到王家警告,称当局已经准备对王孝和下手。忻玉瑛发现屋前屋后有人监视,劝丈夫离开上海,到宁波暂避。
她后来回忆,那晚自己曾跪下来抱住丈夫的腿,求他走。夫妻俩整理、焚烧文件,把重要材料藏到只有两人知道的地方。王孝和没有离开。
4月21日清晨,他在上班途中被捕。
王孝和留下的岗位和联络关系,已经不只是一个人的工作。离开上海,工人联系和组织工作需要重新安排;留在原处,他面对的则是越来越近的逮捕。最终,他没能走出监视网。
被捕以后,国民党当局以破坏电机设备等罪名指控他,对他施以酷刑。他没有交代地下组织情况,也没有供出同志。
忻玉瑛在家里接过了另一种危险。她怀着身孕,身边有年幼的女儿,仍不断找律师、要求探监。
后来探望受到限制,她就到监狱外呼喊丈夫的名字。万一还曾要求她到电厂指认可疑人员,她没有指认那些曾到家里开会的人。
王孝和在狱中没有交代组织情况,忻玉瑛也没有把丈夫的同志交出去。她没有掌握全部秘密,却知道哪些人不能说。
6月28日,上海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判处王孝和死刑;9月24日,判决维持。
9月27日,忻玉瑛抱着女儿、挺着孕肚来到监狱外,工人群众也聚集抗议,原定当天的处决被延期。她没有改变判决,延期也没有带来释放。她争取到的只是三天时间,却让这场处决没能按照当局原定的日期完成。
就在9月27日,王孝和写信给妻子。他交代孩子的抚养和父母的照料,为尚未出生的女儿取名“佩民”,还告诉忻玉瑛,今后如果遇到合适的人,可以重新组织家庭。
这封信没有要求妻子用一生守着他的名字。一个即将赴死的年轻人,仍在替妻子和孩子安排自己无法参与的日子。
9月30日,王孝和牺牲。两个女儿的抚养责任主要落在忻玉瑛肩上。家里失去收入,生活一度困难,党组织曾给予帮助。
1949年11月5日,上海各界在逸园举行王孝和烈士追悼大会,参加者上万人,忻玉瑛带着两个女儿出席。
1952年,她进入上海电力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参加工作,后来再婚,两个女儿也在她的照料下长大。
1994年,忻玉瑛把那条送进监狱又取回来的毛毯捐给龙华烈士纪念馆,后来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2001年前后,小女儿王佩民在上海市档案馆找到父亲留下的47封家书和2份遗书。她出生时没有见过父亲,父亲却在她出生前,已经在信里写下了她的名字。
王孝和留下的,是写给妻子和孩子的家书;忻玉瑛保存的,是那条陪伴丈夫度过狱中岁月的毛毯,还有两个女儿成长的岁月。
她重新读书、参加工作,也重新建立了家庭,但丈夫留下的遗物始终没有从她的生活中消失。
王孝和没能亲口告诉小女儿自己的名字,忻玉瑛保存的家书却让女儿终于读到了父亲的嘱托。一个年轻父亲没能走完的人生,由妻子带着两个女儿继续走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