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型关大捷之后,面对敌我悬殊的客观形势,毛主席展现长远战略眼光,进一步明确八路军以独立自主山地游击战为主的抗战方针,重心转向开辟敌后根据地、发动群众持久抗战
平型关打赢了,八路军为什么没有乘胜同日军再打一场更大的正面会战?这场胜利刚刚证明日军并非不可战胜,毛主席考虑的却是另一件事:手里的部队能不能在华北长期站住,能不能让一场战斗的胜利变成一片敌后地区持续抗战的力量。
1937年9月25日,第115师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及其辎重力量,取得歼敌千余人的战果。
次日,毛主席致电前线祝贺。可是,八路军此后的行动并没有转向追求连续的大兵团会战。这个方向,在战斗打响前已经有了明确部署;大捷之后,毛主席又把其中的组织要求讲得更具体。
当时的华北,日军已经占领北平、天津,沿铁路和公路向山西推进。日军有飞机、火炮、汽车和较强的机动能力,中国军队在装备、通信和后勤上处于劣势。
八路军刚由红军改编而来,三个师的兵力有限,重武器不足,既不能争夺制空权,也没有条件长期守住平原上的固定阵地。若把主力集中在一条战线上,日军可以凭借铁路运输和火力优势调集兵力,八路军一旦被拖入消耗战,损失很难补回来。
8月22日至25日,洛川会议讨论全面抗战中的军事方针。
毛主席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要求八路军在统一战线中保持自己的指挥权,利用山地和敌军侧翼开展作战,同时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扩大地方武装。
八路军接受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番号,参加全国抗战,但部队如何部署、怎样开展政治工作、怎样组织地方力量,仍须保有相应自主权。
这种独立自主,并不是脱离全国抗战另起炉灶。它要解决的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八路军不能把自己的作战命运完全交给国民党军的部署。
正面战场需要配合时,八路军可以出击;但不能因为友军要求守某座城、某条线,就把有限主力固定在那里。
部队要能根据敌情转移,能在侧翼选择目标,也要能在敌后建立自己的联络、补给和群众组织。
9月21日,毛主席致电彭德怀,要求八路军把主力分散配置在敌人侧翼和后方,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要任务。
电报还谈到,若有合适战机,可以暂时集中一个旅作战;如果一时找不到战机,就应把力量转向群众工作。战略上分散,战役战斗上集中,二者并不冲突。
平型关伏击正是利用局部地形和敌军行军队形,把兵力集中到一个短促的打击点上;它并不要求八路军把全部主力重新摆到日军正面。
大捷带来的变化,先体现在八路军的政治声望上。此前,八路军刚刚改编,外界对这支部队能否打日军并不熟悉。
平型关一战之后,八路军在华北民众中的影响扩大,地方党组织开展抗日动员也有了更有力的依托。
毛主席9月25日向华北前线发出指示,要求把工作方向放在游击战争上;9月29日又进一步提出争取群众、组织群众游击队,并主张争取阎锡山方面提供枪支、训练干部,在有利条件下配合晋军作战。
对于敌后部队来说,群众不是战场边缘的旁观者。没有村庄提供的粮食、向导和情报,游击队很难掌握日军据点之间的活动规律;没有地方干部和群众组织,伤员无处安置,兵员难以补充,缴获的枪支也难以转化为新的战斗力量。
日军可以占领县城和铁路沿线,却很难仅凭占领几个据点就控制周围每一个村庄。八路军要在敌后生存,必须把军事行动和地方组织连在一起。
这项工作并非一纸命令就能完成。1937年10月,八路军仍在配合阎锡山部队作战。与此同时,聂荣臻率第115师一部进入晋察冀边界地区,依托五台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11月7日,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分散在当地的部队、地方武装和抗日组织开始纳入统一的军政领导。
11月8日,太原失守,华北正面战场的正规会战格局发生根本变化。八路军面对的任务随之加重:日军控制城市、铁路和交通要道,敌后乡村则成为长期斗争的主要空间。
11月13日,毛主席要求各地发动群众、收编散兵散枪、扩大武装,并努力做到自给自足。根据地不再只是部队暂时休整的地方,它要有自己的武装、干部、粮食来源和群众组织,能够承受日军反复扫荡。
平型关的胜利只有一天的战场时间,敌后根据地却要靠一村一村的组织、一支一支的队伍慢慢建立。
毛主席没有把一次伏击战当成改变敌我力量对比的捷径;他要八路军把有限的兵力放在能够长期发挥作用的地方。
平型关大捷让八路军被看见,晋察冀军区的成立则让这支部队在敌后有了可以持续行动的组织支点。两者之间隔着的,不是另一场更大的胜仗,而是一整套把群众、地方武装和正规部队联结起来的长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