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 年曾希圣与黄克诚同在华中敌后,二人的工作交集有哪些?
黄克诚并不指挥新四军第七师,为什么会替曾希圣追查妻子被指为特务的事情?
1943年,这件事把两个分守不同根据地的师级负责人联系到了一起。一个在苏北,一个在皖中,他们手里的部队不同,承担的任务也不同,却有着超出各自驻地的工作联系。
当时,黄克诚任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同时担任苏北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和苏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任第七师政治委员、皖中区党委书记。
第三师的活动重心在苏北,七师主要经营皖中和沿江地区。两人没有直接的上下级关系,也不共同指挥一支部队。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统一领导各师,各根据地的党政军负责人既要处理本地事务,也要参加共同会议、接受统一部署。
1943年3月,皖中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曾希圣主持区党委工作,第七师兼任皖中军区。党、政、军的工作由区党委统一协调,曾希圣承担的也不只是部队政治工作,还包括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群众工作。
同年8月16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在盱眙黄花塘召开师以上干部整风会议,黄克诚、曾希圣都参加了会议。
张云逸、谭震林、粟裕、彭雪枫、邓子恢、罗炳辉、张爱萍等华中军政负责人也在场。
各师虽然分驻不同地区,师级领导仍要集中参加整风,干部审查和部队建设也由华中局、军部统一部署。黄花塘成为各师负责人交流情况、处理共同问题的一个重要场所。
曾希圣妻子被第二师政治部一名女干部指认为特务后,黄克诚找到供述者核问,要求她把指控的来龙去脉讲清。
黄克诚后来回忆,那名女干部最终承认,所谓特务活动是自己编造的。她起初讲了实话,却因反复受到批判而改变供述,后来只能顺着审查者的意思编造。
一份供词就这样牵连到了曾希圣的家庭。黄克诚对此并不陌生。
此前,第三师第七旅曾小范围试行过“抢救”,他发现有人在压力下乱供,便叫停试行,并通知所属部队和苏北各地委停止这一做法。审查干部如果只看供词数量,不核查事情是否真实,就可能把无辜者当成敌人。
得知曾希圣妻子遭到指控后,黄克诚把核问结果告诉第二师政委谭震林,又向华中局负责人饶漱石提出甄别被审查人员。
曾希圣妻子的嫌疑随后得到澄清。黄克诚没有直接管理第二师,也没有权力替第七师处理内部事务,但他通过谭震林和饶漱石,把这件事带进了华中领导层的工作范围。
两人早年在衡阳读书时相识,后来又在广州政治讲习班有过同学经历。
1929年前后,黄克诚和李卜成在上海寻找党组织,曾希圣帮助他们向中央恢复组织关系。
多年后,黄克诚介入曾希圣妻子的审查问题,双方已有的交往关系,为跨师沟通提供了便利。
除了干部工作,两人的工作区域还被一条水路联系起来。
皖中粮食相对充足,食盐、布匹、药品和工业品却长期短缺;苏北盐阜地区产盐,正好能够补上皖江的缺口。
1943年4月30日至5月6日,日军调集6000余人分八路进攻巢无中心区,第七师主力机动转移,随后从敌军侧后实施伏击,日军撤退。
战斗虽然取得了结果,日伪军的封锁却没有解除,皖中军民仍然需要从根据地之外寻找生活和作战物资。
这项贸易工作早有铺垫。1942年,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开展对外特种贸易,曾希圣从盐城调来熟悉贸易的蔡辉,负责开辟皖中贸易。蔡辉从盐城出发,步行一个多月才抵达无为。
1943年秋,皖江贸易局成立,曾希圣主持对外特种贸易。贸易局在无为二坝开辟商港,在汤家沟设置商埠,又在芜湖设联络点;师部还增建水上武工队,负责水上治安和秘密护航。
扬子江盐运公司由周云海夫妇经营,他们组织帆船从苏北盐阜装运食盐,经运河、长江进入皖江,换回大米。
当地零散交易时,一斤盐可换三斤米;大宗交易则按两斤米换一斤盐。商船把苏北的盐运到皖江,皖江的大米再沿水路运回苏北。
这条贸易线有着明确分工。周云海夫妇组织船队,皖江贸易局安排交换,商船承担运输,盐阜提供食盐,皖江拿出大米。
曾希圣主持皖江的贸易工作,黄克诚主持苏北党政军工作,两人的工作区域在这条水路上相接。物资交换依靠两地资源互补,也离不开贸易机构、商人和运输者的共同运作。
扬子江盐运公司后来因经营者挥霍、债务缠身而衰败,芜湖办事处仍一度作为接待站维持。盐船能够打通一段水路,却不能消除商业经营本身的风险。
回头看1943年的这段经历,黄克诚与曾希圣的工作联系有着不同层次:他们共同参加华中领导会议,黄克诚跨师介入审干核查,两人负责的区域又通过盐米贸易发生物资往来。
一个守苏北,一个守皖中,各有各的军事任务,却都不能只盯着自己驻守的那片土地。
盐阜的食盐要送到皖江,干部审查中的虚假供述也需要有人追问。
新四军各师分区负责,真正支撑这些根据地长期坚持下去的,却是分工之外仍然能够接续起来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