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奴隶制，芬兰逮捕9名涉嫌贩运、剥削中国劳工的人员。11月1日，芬兰警方公布，针对科特卡电池厂劳工案，已有充分证据表明，上百名中国劳工被非法贩运到芬兰，非法入境以及签订不平等合同，遭到非法剥削。




芬兰科特卡那座电池材料工厂，从年初开始陆续进了三百多名中国工人，到夏天，工地上的中国面孔一度超过三百人。


赫尔辛基警方的调查从9月10日启动，到了10月30日公开通报，9人被捕，4人审前羁押，案由是劳动型人口贩运和加重情节的协助非法入境。


被羁押的人里，有一个叫Jin Zhang，是分包商Jiangsu Installation Finland的总经理。


事情的起点并不隐蔽，工人从中国过来，先跟芬兰的人力派遣公司Eezy签合同，到了工地之后被转到中资分包商JSI名下，重新签一份合同。


新合同里有一项安排：部分已经到手的工资要退回去，住宿费和伙食费从工资里直接扣，八百个工时没有被登记，等于白干，不按新条款走的人，面对的威胁很直接：解雇，或者影响居留许可。


警方在通报里写了一句很关键的话：这些工人除了中文之外没有其他语言能力，对芬兰社会、自身权利和雇主义务缺乏足够信息。


现在来看责任怎么被切割的，项目运营方是当升科技（芬兰）新材料，当升科技持股七成，芬兰矿业集团持股三成，总包是中国港湾，分包是JSI。


当升科技董秘的回应是：这是劳务分包商JSI和当地劳务派遣公司之间的事情，对当升没有影响，对工程进度也没有影响，这句话在商业逻辑上成立，在法律上是否成立，是另一回事。


一个项目的控股方，在选择分包链条的时候，有没有义务确认链条底端的人拿到的合同能过得了当地法律的门槛，这是一个在欧盟供应链尽职调查框架越来越收紧的背景下，越来越难用“不是我直接雇的”来回答的问题。


这不是孤例，2026年3月，China Labor Watch在匈牙利比亚迪工厂访谈了五十名中国 migrant worker，记录到的情况是每周七天、每天十四小时、加班不给钱、工资扣留两到三成，招募费用把人拖进债务束缚。


巴西比亚迪工厂此前也被当地劳工部门查出过类似状况，模式是一致的：中国企业在海外建厂或承包工程，从国内带工人过去，用工条件按照国内那套压缩成本的习惯来设计，落地之后撞上东道国劳动法的硬边界。


芬兰警方这次的行动，不过是把这个模式推到了刑事调查的层面。


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谁被抓了”，而是“谁在选择”，一个项目从总包到分包到劳务派遣，链条每往下走一层，责任就被稀释一格，到了最底端，站在工人对面的往往是一家注册资本不高、出了事可以关门的分包公司。


而当升科技那句“和我们没关系”，恰恰是这种稀释逻辑的标准表述。


出海的企业在算成本和工期的账时，把用工环节外包出去，等于把合规风险也外包了出去。


可风险不会因为被外包就消失，它只是换了一个更靠下的位置积累，积累到一定程度，以警方通报的形式回来。


三百多名中国工人，跨越几千公里到芬兰，签的合同里写着要把工资退回去，这件事的荒谬之处不在于剥削本身有多隐蔽，而在于它被设计得如此理所当然，以至于每一层参与者都能找到自己的免责声明。


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当一家企业决定把项目铺到海外，它对链条最底端那些拿着中国护照、只会说中文的人，到底承担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不能永远停在“那是分包商的事”。



信源：


芬兰警方（Poliisi）：《Chinese workers are suspected of having become victims of labour trafficking at a battery factory in Kotka》，2026年10月30日
芬兰广播公司（Yle）：《800 miljoonaa euroa maksavan tehtaan työmaalla laaja ihmiskauppaepäily》，2026年10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