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一男子与情人约会,两人在出租屋发生关系,进行到4-5分钟时,男子发现女子发出不正常声音,且嘴歪眼斜、小便失禁,男子当即停止为女子擦洗,不料女子次日离世,男子一审获刑3年后上诉,二审法院会如何判决?
2015 年 12 月 28 日,王健和吴艳通过微信结识,二人各自有家,相约在出租屋私会。
亲密过程仅仅持续四五分钟,吴艳突然发出异样声响,紧跟着嘴歪眼斜、小便失禁,身体迅速失去控制。
王健停下动作,简单擦拭、按压人中之后,已经察觉到状况异常,但他心里最先考量的不是救命,而是两人的关系一旦曝光会带来的麻烦。
他心存侥幸,以为休息一段时间就能自行好转,迟迟没有拨打 120。
到了夜里,吴艳病情持续恶化,开始口吐白沫,完全失去意识,王健依旧没有求助,反而优先收拾现场掩盖痕迹,继续观望等待。
一直拖到次日凌晨,他才把人送往医院,抵达时吴艳已经宣告死亡。法医鉴定确认,死亡根源是突发急症,错失黄金救治时间是关键诱因,本该抓住的救命窗口,被他的私心白白耗掉。
一审法院认定王健构成间接故意杀人,逻辑在于,封闭的出租屋内,吴艳发病之后丧失自救能力。
现场只有王健具备求助条件,他清楚不及时送医极有可能造成死亡,却为了隐瞒私情选择放任危险发展,对死亡结果持放任态度,属于间接故意,因此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王健不服上诉,他提出自己从来没有想要对方死亡,只是判断失误、抱有侥幸,天亮之后也主动送医,认定故意杀人太重。
二审重新核查全部证据、还原现场细节之后,作出改判,将罪名变更为过失致人死亡,刑期减为两年,这份改判,不是放松法律底线,而是依据证据精准区分主观心态。
间接故意和过失致人死亡,在普通人看来刑期差距不大,但在法律体系里面是截然不同的定性。
间接故意,行为人明知行为大概率引发死亡,不在乎结果是否发生,听之任之,过失致人死亡,行为人内心并不追求、也不接受死亡结局,只是疏忽大意或是高估了对方自愈的可能性,没能预见或者轻信能够避免悲剧。
二审法院采信了王健主观上不希望吴艳死亡这一情节,认可他初期尝试按压人中施救,区别于主动遗弃、刻意藏匿被害人的恶性情形,因此调整罪名。
但这并不代表免除他的责任,先行行为带来的救助义务始终成立。义务不会因为主观上没有害人想法就自动消失。
这里最核心的概念,就是先行行为产生的法定救助义务,路上偶遇陌生路人突发疾病,普通人没有法律强制的救助义务,不施救只会受到道德层面的非议。
可这起案件场景完全不一样,是二人共同的私密行为诱发了急症,地点又是和外界隔绝的出租屋,女方发病之后无法自主求救,王健是唯一能够向外求助的人。
当一个人的行为,把另外一个人带入风险之中,在对方失去自保能力的时候,救助就不再是可做可不做的善举,而是法律强加的责任,有能力救助却拒绝、拖延救助,就要为最终的损害后果担责。
道德义务和法定救助义务,在这里有着清晰的分界线。
同时这个案件也划清了边界,并不是情侣、情人相处就随时背负严苛的法律责任,只有同时满足几个条件才会产生这项义务:自身先行行为创设风险、对方丧失自救能力、自己具备救助条件却拒不施救。
普通结伴逛街、吃饭,同行人自身突发疾病,同行者一般不会因此承担刑责。
可一旦进入密闭独处环境,并且风险和双方共同行为相关,责任就随之产生。
吴艳当时嘴歪眼斜、大小便失禁,属于普通人都能识别出来的危重信号,不需要专业医学知识就能判断危险,王健的拖延,本质是把私情和脸面放在生命之上。
后续王健和女方家属达成谅解协议,谅解可以作为从轻量刑的情节,却无法直接抹去刑事责任。
类似判例在国内多地都有出现,同样是私密约会时同伴突发疾病,当事人因为害怕丑事暴露选择逃离、藏匿伤者,最终被法院以故意杀人定罪,量刑更重。
对比之下也能看出,二审改判,考量了他没有遗弃被害人、后期主动送医这些情节,但底线没有松动:生命权高于一切,不能用隐瞒私情的私心,作为拒绝施救的理由。
这起案件的警示意义,远超一场多年前的社会新闻,很多人会产生误区,认为刑法只管主动伤人,不作为就不会犯罪,事实上不作为犯罪一直是司法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什么关系,只要身处封闭空间,同伴突然出现意识丧失、肢体异常、大小便失禁这类危重表现,第一选择永远是拨打急救电话,不要靠自己的经验预判病情,更不要因为担心流言、害怕秘密曝光而拖延救援。
一时的侥幸,不仅会断送一条生命,也会让自己背负刑事案底,付出沉重的代价。
信源:中国裁判文书网;检察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