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大特务徐远举的女儿徐继红,终于踏上了大陆。她这趟来,不为探亲,不为旅游,就为了问一句话:我父亲到底是怎么死的?这个疑问在她心里压了整整十八年。
1991年,徐继红来到大陆,想查清父亲徐远举究竟怎么死的。她听过不少版本,有人说他遭到报复,也有人说他死于长期折磨,可这些说法都没有让她安心。
她找人牵线见到姚伦,想看的不是传奇故事,而是一份能说清楚死因的记录。档案给出的结论是病故,死于脑溢血,没有证据表明他遭到他人直接伤害。这个答案不够戏剧化,却把传闻和事实分开了。
徐远举1914年出生在湖北大冶,早年家境不错,后来家产在土改中被没收。少年时家门被砸的经历,常被视为影响他后来选择的因素,不过,一个人的人生走向,不能只用一段少年往事解释。
他后来考入黄埔,进入军统,在重庆成为特务系统中的重要人物。白公馆和渣滓洞都曾在他的控制范围内,抓捕、审讯、处决接连发生,他也因此有了徐老虎这个称呼。
权力在手时,他习惯别人服从。可江竹筠等人没有按他的预想低头,这一点,他始终没能改变。
1948年,徐远举参与侦破挺进报案,重庆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
面对审讯,江竹筠没有交出需要保护的名单,刑具换了一轮又一轮,徐远举想要的答案仍然没有出现。
一个掌握审讯权的人,或许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宁愿承受折磨,也不肯屈服。可对被捕者来说,守住名单关系到更多人的安危,这不是一句威吓就能改变的事。
1949年,解放军逼近重庆。
接到密令后,徐远举参与处理监狱里的人员,11月27日晚,白公馆和渣滓洞发生大规模惨案,许多人没能活到天亮。
重庆解放前后,徐远举逃到昆明,后来被卢汉扣留。他曾站在牢门外审问别人,后来自己也进了监狱,关押地点正是白公馆。这样的身份倒转,已经足够让人记住。
之后,他被送进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一关二十多年。刚进去时,他仍不服气,觉得失势只是暂时的,往后未必没有翻身机会。
可时间过去,旧日身份并没有回来。
功德林里的变化也不是一条直线。
杜聿明、宋希濂在1959年获得特赦,后来回到社会生活。到了1975年,最后一批战犯获得特赦,沈醉也在这一批中获释。有人较早离开,有人一直等到最后,改造进程并不完全相同。
据相关回忆,徐远举不是完全拒绝写材料,也学过理论,交代过问题,还详细记下1949年11月27日晚发生的事。
可写检查,对他来说似乎不只是说出事实,也意味着承认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能决定别人命运的人。
他写过悔过材料,写完又撕掉,再重新写。纸上的字可以改,面对身份变化却没那么容易。说到底,牢门关住了他的行动,旧日的优越感却没有随之消失。
1973年1月,北京天气寒冷。徐远举在缝纫组劳动,因针脚不合要求被要求返工。后来他与人争吵,回到住处后用一盆冷水浇头,随后倒下,被送医后诊断为脑干出血。1月22日,他去世,终年59岁。
一盆冷水是不是直接导致死亡?现有记录并没有支持这种说法。能确认的是,他随后发病,档案记载死因为脑溢血,没有证据显示有人直接伤害了他。
把死亡讲成一场报复,听起来更有戏剧性,却超出了现有事实。
时间上还有一个让人遗憾的节点。徐远举去世两年后,也就是1975年,最后一批战犯获得特赦。
假如他活到那时,是否能获释,不能当成确定答案,但他确实没能等到那一天。
重庆红岩相关展陈中,江竹筠缝制的五星红旗,与徐远举签下的处决文件并置。一个留下了坚持的痕迹,一个留下了权力如何落到纸上的记录。
为什么人们会记住这些物件?因为它们不靠传闻讲故事,而是把当时发生过的事摆在眼前。
徐继红带走那份记录时,寻找了18年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徐远举的结局不是一场被证实的报复,而是病故。
他前半生参与过的案件和处决、后半生在狱中的漫长岁月,以及没有等来的特赦,都留在了这段历史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