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斯娱乐资讯网

信息量炸了!举报朱之文的两人,底细被媒体扒了个干净。 一个叫刘明,浙江湖州人;

信息量炸了!举报朱之文的两人,底细被媒体扒了个干净。

一个叫刘明,浙江湖州人;一个叫王平,山东济宁人。两人看着八竿子够不着,可把他们的说法摆到一起,这几个月搅黄十几场演出的事,脉络就清楚了。

刘明是明着来的,面对媒体直接承认自己就是实名举报人。他给朱之文扣了两顶大帽子,一是偷税漏税,声称材料已经递到国家税务总局,自己手里握有证据;二是朱之文不具备营业性演出资质,常年翻唱、剽窃他人作品,属于违法演出。

没人想到,这个一口一个 “依法举报” 的人,2023 年就因为发布不实信息被朱之文以侵害名誉权告上法庭。当时经法庭调解,刘明亲手写下承诺书,保证不再发布关于朱之文的不实消息。结果这份承诺只撑了两三个月,他就重新捡起老路子,从网络造谣升级成了线下精准举报。

另一个王平,玩的是另一套话术。面对记者他先撇清关系,说自己不是举报,只是按照国家政策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核实活动内容和报备材料是否一致。

他抠的细节比谁都细,朱之文有没有挂靠演出公司备案,现场播放的歌曲、穿的演出服跟报备的对不对得上,连 8 月份去学校参加活动,现场换衣服、进课堂互动这种小事,都能被他拎出来当成违规的由头。

两个人一南一北,一个抓着 “偷税”“侵权” 的大罪名造势,一个盯着流程细节死磕,看似各干各的,实际效果却精准打在了同一点上 —— 只要有他们的举报递出去,朱之文的演出就大概率黄。

从今年 8 月开始,针对朱之文的举报密度突然上来。9 月到 10 月两个月里,青岛、西安、郑州、邹城、章丘等地的商演接连取消,算下来至少 16 场。

有的演出前两天临时通知取消,有的朱之文人已经坐上高铁、刚到目的地,主办方就接到通知叫停;更夸张的一次,他妆都化好了、演出服也换完了,站在后台等着上场,被主办方告知当天演不了,只能原路返回。

这些演出取消的理由,明面上都是 “接到举报”,举报的核心说法无非是 “劣迹艺人”“偷税漏税”“侵权演出”。

可事实是,文旅、广电等部门的公开记录里,查不到朱之文任何一条劣迹处罚;税务部门早就核实过,他的演出报酬要么由主办方代扣代缴,要么回户籍地自行申报,不存在偷税漏税的实锤;他演唱的曲目大多有正规授权,多数演出的备案手续也齐全合规。

问题就出在这儿。举报的内容站不住脚没关系,只要举报这个动作做了,主办方就扛不住压力。商演活动最怕舆情、怕担责任,哪怕举报内容全是子虚乌有,多接几个投诉电话、多几条网络留言,主办方宁可违约赔钱、取消活动,也不想惹上麻烦。

这一点早就被举报人摸得透透的,他们不用拿得出真凭实据,只要掐准演出时间打几个投诉电话,就能把一场筹备许久的演出直接搅黄。

更过分的是,有人不止自己举报,还把演出主办方、当地文旅部门甚至公安的联系电话发到网上,鼓动更多人跟着一起打电话投诉。

说白了就是靠人海战术制造压力,把正常的举报渠道变成了恶意施压的工具。

朱之文这边不是没反抗过。2022 年他第一次拿起法律武器维权,告了一个连续四年发视频侮辱诽谤他的网友,最后对方被判侮辱罪和诽谤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六个月。

2023 年告刘明,也是想着能靠法律让对方收手,才接受了调解。可事实证明,对有些人来说,承诺书和判决书的约束力,撑不了多久。

这一轮集中举报爆发后,朱之文直接带着证据回了老家派出所报案,还专门从北京请了律师,补充提交了通话录音、截图、群聊记录等一堆材料,目前公安机关已经受理。

他自己也说,之前总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看来一味退让换不来消停,该走的法律程序一步都不会少。

这件事看到最后,早就不是朱之文一个人的私事,而是一场关于举报权利边界的现实考题。

实名举报本身是公民的合法权利,用来监督违法违规行为,是好事。但把举报当成报复工具、当成搅黄别人生意的手段,性质就完全变了。

两个人一个有过前科、写过承诺书还屡教不改,一个抠着鸡毛蒜皮的细节死缠烂打,本质上都不是为了维护什么规则,就是冲着让朱之文演不成、赚不到钱去的。

这种恶意举报的成本低得离谱。打几个电话、发几条消息,不用付出什么代价,就能给别人造成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损失,就能让主办方和艺人都疲于奔命。

反观被举报的人,要自证清白、要赔违约金、要丢工作,折腾一圈下来,哪怕最后证明全是诬告,损失也早就收不回来了。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风气的蔓延。如果靠举报就能轻易毁掉一个人的饭碗,那今天遭殃的是朱之文,明天就可能是任何一个普通人。

正常的维权渠道被滥用,真正需要被监督的问题反而可能被淹没在海量的恶意投诉里。举报的公信力,就是被这种人一点点消耗掉的。

朱之文选择报警、走法律程序,是最正确的做法。对待恶意举报不能惯着,该追责就追责,该索赔就索赔。只有让滥用举报权的人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才能守住举报渠道的严肃性,也才能不让老实人平白受委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