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西安17岁的高明,被同学霸凌致死,父亲高德隆在失去儿子之后选择了出家,5年后,高德隆无意间发现,杀害儿子的凶手出狱了,于是做了一个疯狂的觉得!
九十年代末的西安,旧城改造铺开,工厂改制浪潮席卷全城,不少人赶上风口,日子一点点往上走。
高德隆当时是金属材料公司供应站经理,靠着踏实肯干攒下家底,家里独子高明,是夫妻俩全部的盼头,那时候变速山地车刚在中学生圈子里流行,几百块的价格,对普通家庭不算小数目。
高明盯了很久,鼓起勇气跟父亲开口,高德隆爽快答应,把新车交到儿子手上,少年满心欢喜,骑着车慢悠悠绕路回家,这份藏不住的开心,成了这场灾祸的导火索。
同班的王星看到这辆崭新的山地车,心里生出强烈的嫉妒。他没有直接动手,私下联系了六名同伴,提前蹲守在高明放学必经的偏僻路口。
1998年11月4日傍晚,高明骑车经过,几个人一拥而上,先是抢车、推搡辱骂,随后拳脚集中砸在腹部和头部。路过的路人听见动静上前劝阻,这群人才四散跑开。
高明当时意识还清醒,只是捂着肚子、脑袋发疼,看起来只是皮肉磕碰。
高德隆赶到,第一时间把孩子送到医院接诊,接诊医生只做了基础触诊和X光,没有发现骨折,判定只是皮外伤,建议回家休养观察。
高德隆提出拍片进一步排查,被医生驳回,只能带着孩子回家。
回家之后,高明开始反复呕吐,腹痛持续加重,熬到凌晨病情急剧恶化,高德隆连夜背着儿子转往另一家医院,这次检查才查出腹腔内大出血、内脏破裂,可最佳抢救窗口已经错过。
医生全力手术,十天之后,高明抢救无效离世,年仅17岁,好好一个家瞬间崩塌,妻子受不了打击,精神状态彻底垮掉,整日沉浸在丧子的痛苦里。
案件进入司法程序,7名涉案少年全部是未成年人,王星作为挑起事端的主谋,全程没有直接殴打,最后只承担三千元民事赔偿,不用坐牢。
动手的几名参与者刑期参差不齐,最重十四年,其余大多是几年有期徒刑,当年整套赔偿合计3.2万元,高德隆后续也领取了这笔赔偿款,但判决结果没能抚平丧子的伤痛。
九十年代的少年司法遵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思路,对未成年施暴者的惩戒尺度偏宽松,配套的道歉机制、心理帮扶几乎空白,受害家庭没有渠道去要求施暴方真诚认错。
申诉没有转机,看不到其他出路,高德隆辞去工作,把积蓄留给妻子治病,独自去往陕南寺庙做居士,靠着念经敲木鱼,试着消化这份剧痛。
在寺庙度过两年多,身边师父都觉得他慢慢平复下来。他主动拨通王星父亲的电话,没有索要额外钱财,唯一诉求,只是一句道歉。
电话那头的回应冰冷直白,一句事情已经过去,直接切断了他仅存的和解念想,后续打听消息,他得知几名动手的人靠着服刑期间的减刑,已经陆续出狱回归正常生活,王星早就照常读书过日子。
只有高明永远停在17岁,只有他的家困在这场悲剧里走不出来。
仇恨开始在心底重新发酵,高德隆联系之前的同事、朋友,以矿山炸石、下河炸鱼的名义,辗转潼关、宝鸡多地采购铵梯炸药、雷管、延时器,前后一共自制13个爆炸装置,部分装置额外加装钢珠、液化气罐和汽油放大威力,还专门跑到郊外试爆,确认效果。
他的报复目标分两类,一是当年参与围殴儿子的几名少年的住处,二是当初初次接诊、判定皮外伤的交大二附院。
早在2001年,他就已经在这家医院急诊科投放爆炸物,造成7人受伤,门窗玻璃大面积损毁,损失近五万元,只是当时案件没有锁定到他身上。
2004年正月初六晚上,正是阖家团圆的时刻,他找人帮忙,把伪装成礼品盒的爆炸装置分批送到纸坊村、莲湖路、西北二路等多处点位,设置定时引爆。
当晚多处接连响起爆炸声,院墙坍塌、玻璃震碎,万幸没有出现死亡,多名路人被冲击波划伤,大量财物损毁。
案发之后警方迅速排查,省公安厅挂牌督办,很快锁定高德隆,在宝鸡将他抓获,抓捕时他身上还带着未引爆的爆炸物。
庭审阶段,高德隆主动揽下全部罪责,没有推脱。法院最终以爆炸罪判处他死刑,爆炸罪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类重罪,哪怕目标定向,爆炸物没有精准控制范围,周边住户、路过行人都被笼罩在致命风险之中,法律层面的判决符合法条规定。
这件事到今天,依然值得所有人静下心好好想一想。校园暴力从来不是小孩子之间的打闹,伤害发生之后,司法、医疗、学校的每一环,都不能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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