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微博网友聊天，说起父母和原生家庭的支持。
这位朋友比我小几岁，家中独女。从大学毕业开始，就没有找家里要过钱。反而是一直反哺父母。
我的另一位网络密友，比我小十来岁，也是家中独女。父母的掌上明珠，爸爸妈妈给予财务上极大的支持。
前者是湖南人，后者是苏州人。
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地域，同为独生女，处境相去甚远。原因只有一个：原生家庭的财务状况。
我是七零后，我也是家中独女，来自安徽。我的故事跟前面两位比，又有所不同。
七零后被很多人说成是最幸运的一群人。对也不对。
七零后赶上了中国经济腾飞的黄金期，大多数七零后赶在房价飙升前购置了住房。更有精明者，通过投资房地产，早早实现了财务自由。
七零后在职业生涯的前二分之一到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不必面对当下可怕的内卷，就业压力和工作（生存）压力比当下小很多。
但是，七零后在大学录取率上面对的难度和当下相比，堪称地狱级（但当时也没有现在的学生这么苦）。七零后的父辈绝大多数没有沾上改革开放的光，几乎无法给子女在财务上提供有意义的帮助。换言之，七零后靠不上原生家庭，只能靠自己。
我就是这样典型的七零后。徐先生也是七零后，比我大两岁，跟我同一年上大学。但因为他出生长大在北京，父母一直在部队和体制内工作，所以原生家庭的条件比我好一点，但也仅仅就是好一点。
托前东家的福，我在2000年年底拥有了自己在北京的第一套小房子。福利性分房，房价做得很便宜，我印象中好像是几万块钱。当时我刚参加工作三年，父母替我出了这笔钱和装修的钱，两年后我还清了。自那以后，我没有再从父母那里借过一分钱，包括后来换房、留学等等。这很大程度上要感谢我当时在体制内工作，当时的体制内工作提供了这些福利（但是是有条件的，不细说了。）
徐先生也差不多。我们的婚房是2007年买的，房价258万，徐先生选择首付100万，余下的部分贷款。公婆支持了大几十万，我和徐先生清空了个人储蓄，交了首付。一年内我们还清了公婆的借款，三年后的2010年，我们还清了房屋贷款。我当时的主张是首付不用那么高的比例，贷款也不用那么着急还清，可以在同一个小区或者马路对面的小区买一套一居室备用，有了孩子需要老人帮忙的时候方便老人居住。但徐先生和我公婆不喜欢欠钱，所以没有采纳我的建议。
同样的不喜欢欠钱的心理也反映在我们在美国买房的事情上。徐先生2016买了我们自主的这栋独立屋，当时的售价是不到107万美元。2023年12月底还清了房屋贷款。并且在此之前还清了两辆车的贷款。如果提前还贷的钱投入股市，收益率会是如何呢？不过话说回来，2025年十月徐先生遭遇裁员的时候，我们无债一身轻的财务状况还是极大地缓解了当时焦虑的心情。
一路走来，我和徐先生几乎算得上完全凭借自己的努力。感慨我们的勤奋努力，更感慨我们的幸运——赶上了最好的四十年，在对的时间做了对的事情。所以虽然一路上吃了很多苦，我觉得我们还是很幸运的。感恩。
【几年前我写过一篇忆苦思甜的微博，在one of the 已经炸掉的号里。拷贝出来，再发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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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些时候转发了一个九十年代坐火车的微博，勾起了我对“吃苦”的回忆。
人的记忆通常是有选择性的，会自动过滤掉让自己特别痛苦的那部分。不过小时候因为兴奋点低，周围环境和新鲜事物能转移注意力，所以往往不觉得苦。若干年后回头看，才发现，哇，原来我当年那么能吃苦。
我从小学三年纪开始学跳舞，先天韧带条件不好，每次压腿、下横叉、竖叉乃至下后腰（向后仰做成拱桥形状）都很痛苦。一般我们是自己压腿，老师抽查的时候让我们平躺在地上，一条腿不动，另一条腿伸直了抬起来，老师一只手压住放在地上那条腿的膝盖，另一只手抓住抬起来的这条腿的脚踝，把抬起来的腿往胸口方向压，直到大腿和前胸贴紧。老师的力气特别大，每次都疼得我泪眼汪汪。
不停地跳啊跳啊，好不容易熬到休息，大家一屁股坐在地上。然而，这是老师严格禁止的。她说这样会把屁股坐大。于是，我们一群小丫头为了能在地上休息，集体练习劈叉，咔嚓就坐地上了。老师手里一只拿着一根小木棍，后背稍微松懈一点就是啪一下。总之就是各种严厉。有一次我们练习侧踢腿。我踢右腿的时候，身体失去平衡，向左狠狠地摔在地上，疼得眼泪直流。我根本没想哭，但是完全控制不住泪腺。晚上回家才发现，左侧髋骨已经全部青紫，到了第二天就变成了黑紫色。
因为我父母工作的缘故，我小时候住得离市区很远。每次去跳舞，我要先步行15-20分钟，才能走到离我家最近的公交车站，坐几站1路公交车到工人文化宫站，再换乘2路公交车到学跳舞的少年宫。跳一下午，累得臭死，再原路返回。我记得那时候的冰棍儿卖5分钱一支，刚好跟公交车票一个价钱。为了能省下一根冰棍儿钱，我和小伙伴有时候步行35分钟到换乘站，这样就可以省下来1路车的车票钱。我的小伙伴是少年宫合唱团的，唱歌特别好听，有时候会在车上唱歌。2路车有一辆车的司机，是个阿姨，很喜欢听她唱歌，偶尔还会因此免了我俩的车票。那我们就可以省下两根冰棍儿的钱了。所以我和小伙伴有时候宁可多等两趟车，也要等那个司机阿姨的车哈哈哈哈。
安徽没有暖气，冬天训练没跳热之前非常冷。到了夏天，因为没有空调，又热得要死。有一次我姥姥去看我训练，回来跟我妈说，孩子的头发都粘在脸上，一头一脸的汗，太辛苦，别跳了。不过我妈觉得凡事应该有始有终，不能因为这点苦就放弃，加上我确实很喜欢跳舞，就坚持了下来。我的舞蹈是一位姓毛的女士，特别喜欢我。作为她的得意门生，我也确实没让她失望，后来在全市的舞蹈比赛中拿了第一名，奖品是一个台灯。三十多年了，这座台灯现在仍然放在我父母在安徽的家中。可惜当年拍照极其昂贵，录像就更别提了，所以我没有留下任何演出的影音资料，特别遗憾。
我17岁离开家乡到北京上大学，然后留在北京工作。自从我2001年春节前有了自己在北京的第一套小房子以后，我再也没有在冬天回过南方（后来挂职工作另说），因为南方的冬天真的是我的童年噩梦。我老家是长江下游沿岸的城市，冬天没有集体供暖。那个时候大家普遍很穷，没有空调，更没有自己单独安装的暖气。而我小时候的安徽到了冬天，时不常地还会下雪，非常冷。冬天里起床简直痛苦到死，而比起床更痛苦的，是每年一定会来拜访我的冻疮。手，脚，甚至耳朵，都会起冻疮，又痒又疼，苦不堪言。
说到考大学。我93年参加高考的时候，安徽省的文科要考六门课：语文，数学，英语，政治，地理，历史，考足整整三天。理科更惨，要考七门：语文，数学，英语，政治，物理，化学，生物。所以当我们文科考生在第三天下午步出考场的时候，理科生们正准备开始第七门生物课的考试。那时候高考的时间是七月七八九三天。江南的七月，热得人没着没落。家里穷，没钱买空调，我爸就买了微风扇，吊在我头顶吹。
我上的是我们老家的重点中学，在市区，而我家住在很远的地方。每天早晨我六点起床，洗漱吃饭，六点半出门，坐我父母单位的通勤车，六点四十发车，七点出头就到学校。所以我总是班上最早到校的学生，手上有教室钥匙。每天放学，同学们都回家了，我得在教室里自习，等下午五点四十的通勤车回家。在九十年代初期我们那样的小城市里，这个时间绝对算得上早出晚归。我还记得高三下学期开始我的作息是：晚上六点多回到家，吃过晚饭休息一会儿，大概七点半开始睡觉，睡到晚上十点来钟，我父母睡觉前把我叫起来，我自己学习到凌晨两三点钟，然后再睡觉，早上六点起床去上学，周而复始。
高考结束以后我爸带我去了一趟北京。我们从南京上车，硬座要坐大概近二十个小时（我记不太清楚了）。非常热，没有空调，困得不行就睡座位底下。那时候卧铺车票非常难买，所以大学四年每个寒暑假从北京回家我都是坐硬座，返程有时候能买到硬卧。后来火车提速了一点，运行时间缩短到了12个小时。相比之下我还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年级有云南的同学，回趟家简直堪比西天取经。
进入九十年代后半期，生活质量开始明显提高，家里有了电话和空调，居住面积也越来越大。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长途旅行不再那么艰难和痛苦。我记得2000年我在欧洲培训的时候，乘坐TGV从布鲁塞尔去巴黎，也做过ICE从科隆去柏林，惊叹于欧洲高速铁路的舒适和快捷。仅仅十年之后，中国就有了可以与之比肩的高铁，实在令人赞叹和佩服。
有时候我看着乐乐，想象着三十多年前我也是象她一样的小姑娘。可是她与我的生活环境，可谓天壤之别。她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冻疮，也不知道绿皮火车。从她有记忆开始，她知道的就是冬暖夏凉，高铁一等座，飞机超级经济舱甚至公务舱。碰了磕了，立马有一群人围上来嘘寒问暖地哄着。不过老天爷是公平的，他让乐乐这一代人免受我少时经历的艰苦，就必定会给她们的前路设置别样的荆棘和考验。一代又一代，就这样生生不息，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