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无实据的举报,为什么一叫就停
妆化好、演出服穿上之后,在后台等待叫名字。主办方推门而入,脸上带着歉意地说:“朱老师,演不了了。”这是2026年10月朱之文所经历的一个场景。往前几天的时候,在高铁站排队买票的时候接到一个电话说:不要来了,取消了。整个10月份里,已经有十六个签订了合同的商演被取消了。
盯住他的人已经把底细被媒体扒个干净了。
浙江湖州的刘明把举报材料递给了国家税务总局,并且还加上了一条“翻唱就是剽窃”。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和朱之文接触了。2023年朱之文用名誉权起诉了刘明,在法庭调解室里,刘明亲笔签署了一份保证书,落款日期为2023年7月3日,承诺不再发表有关朱之文的不实言论,并在最后落下了自己的名字。朱之文心软了,就撤掉了起诉。几年之后刘明又出现在举报名单上,并且在接受采访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是正义的。”
但是税务核查的结果要比承诺书更有戏剧性一些。朱之文得到的是税前报酬,在户籍所在地自行申报纳税,或者由演出方代扣代缴,手续很明了。网上曾经流传出一份“十五年纳税1.18亿元”的稽查报告,菏泽税务局对此作出回应称,并未发布过该报告,为虚假信息。也就是说,在举报之前就已经进行过的核查程序中所涉及的主要事实已经被推翻了。
济宁的王平则坚持另一种说法:这不是“举报”,而是“反映情况”。他关注的是演出备案、曲目和审批是否一致,并且提出了一条意见——朱之文只有小学文化,去学校教英语对孩子们不好。单独看的话,每句话都像是在“关心”,但是合在一起之后所指的就是一个不需要证据就可以一直投递下去的方向。
真正使演出取消的是主办方的心思,并不是举报材料上的内容。有主办方和朱之文通过电话说:如果有人来的话,就会去现场闹事。做生意的人计算起来很简单——违约金可以赔得起,但是现场出事了就赔不起。砍掉一场比扛着一堆电话要方便得多。一个没有得到官方认可的“劣迹艺人”标签,就这样通过不断拨打的方式获得了事实上的叫停权。文汇时评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举报的内容是虚假的,但是举报的效果却是真实的;一边查无实据,一边一叫就停。
朱之文并没有停下来喊冤。10月23日,他带着手机截图和录音来到郭村镇派出所待了三个多小时;10月29日又去了趟,这次身边有位律师陪同,公安部门已经受理此案。2025年11月份的时候,徐州法院就已经对一个连续发布视频攻击他的孙姓女子做出了判决,并且以侮辱罪与诽谤罪合并执行六个月有期徒刑。路径已经存在了,但是走得很慢。
11月1日,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脚下的一场公益音乐会上,朱之文演唱了《农民老大哥》。本次没有接到后台电话通知。舞台重新点亮并不是靠运气来实现的。监督举报的大门永远为群众敞开,但是“有没有问题”的结论权应当由税务、文旅等部门出具的核查文书来决定,并不是通过电话线另一头的人来判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