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南京三十万平民在六周内遭到日军屠杀。消息传到日本,大量民众上街提灯庆祝,这样的对照,常常被用来讨论一个问题:战时普通日本民众是否只是被军国主义裹挟的受害者。
井上千代子的案例可以提供一个参照。1931年,21岁的她在丈夫井上清一出征前夜自尽,遗书要求丈夫安心赴战。她被日本官方塑造成昭和烈女,事迹拍成影片全国放映,成为国民效仿的范本。
井上清一抵达中国后,在1932年制造平顶山惨案,三千余名平民遇害,半数为妇女和孩童。依托这一宣传热度,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快速扩张,初期仅有四十名主妇,后期会员规模接近两千万,和当时日本成年女性总量大致相当。该组织主要负责欢送士兵、缝制千人针腰带、劝募战争国债。
日本本土的物资征集同样来自民间。政府收缴铁锅、铁门、铜钟、金属摆件熔炼军工原料,十四年间有数以万计寺庙铜钟被回收,民间排队认购战争国债,为侵略持续输血。支撑这套体系的不只是强制命令,还有现实收益预期。甲午战争获得的巨额赔款,让日本社会形成战争可以改善民生的认知,打赢便能瓜分财富,阵亡者可以进入靖国神社,生还者能够获得晋升。
区分裹挟与主动参与,核心看个体选择空间。当时日本民众并非全部在刺刀胁迫下行动,大量民间支前、认购国债、主动配合物资征收的行为,是在长期军国主义宣传与利益预期之下自主完成的。这并不代表所有日本人都同等承担罪责,但可以推翻“普通民众全部无辜”的简单结论。战争机器是一套完整的动员体系,前线士兵、后方捐赠物资和资金的民众,共同构成这套体系的组成部分。铭记这段历史,目的不是延续仇恨,而是看清全民动员的侵略模式,避免简化历史,把战争责任单一归于少数高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