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到底是怎么运转的第二集，城市化拐点之后。

上一集我们说，整个现代经济就是一部寻找储蓄的历史。这一集，我们看看储蓄是怎么被造出来的，又是怎么用完的。市场里有三个角色：商业银行、投资方，还有我们普通公众。

中间是消费市场，所有生产出来的东西，最后都要在这里卖掉。

我们上班，拿到工资，花不完的钱存进银行。

这里要停一下，想想存款到底是什么。钱存进银行，银行就欠了我们这笔钱。我们的储蓄，是银行欠公众的债。银行把这笔钱贷给投资方，去建工厂、修道路、盖写字楼和住宅。投资方把这些房子和土地抵押给银行。建设需要人干活，于是投资方给公众发工资，这叫建设工资。建设工资一部分被花掉，一部分又存回银行，等着再被贷出去。算一算这笔账：贷款，等于投资工业化和城市化，等于建设工资加利润，也就是新的储蓄。

这台信贷机器没有天然的刹车。每一笔贷款都变成某个人的工资，每一笔工资都变成某个人的储蓄，每一笔存款又能再贷出去。投资方在建之前看不到订单，每个人都在押注同一个未来的需求。所以投资总是跑在真实需求前面，结果总是泡沫。

英国很早以前就走完了这条路。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到十九世纪中叶，住在城镇的英国人已经超过了住在乡村的。今天活着的人，没有谁记得那是什么感觉。中国在一代人的时间里走完了同样的过程，所以在中国身上，这个规律看得更清楚。

早期，贷款像雨一样洒在经济上。为建工厂、盖小区借出的钱变成工资，工资又变成储蓄。人人有活干，订单源源不断。土地和房子的价格一路上涨。人们拿储蓄去买房接盘。储蓄用完了，就借钱继续买。

然后，经济走到了我们说的城市化拐点。国家已经建好了：公路、铁路、住宅、商场都在那里，能建的东西少多了。订单开始萎缩，而且是结构性的萎缩，回不去了，因为建设一个国家的活，只需要干一次。

投资开始亏损，资本撤退。在高位买了房子的普通家庭，被套在了房子里。建设需求下降了，房贷却还在。要理解谁承担这些压力，我们需要区分过去的劳动和现在的劳动。

为什么年轻人受伤最深？可以把经济看成两种劳动共同的产物：过去的劳动和现在的劳动。

过去的劳动，也就是前几代人 建成并付过钱的一切：楼房、地价，还有这些楼房身上还在还的贷款。过去的劳动是一个累加值，一直在叠加。现在的劳动，就是人们今天干的活。现在的劳动是一个即时值，只算当年。两者加在一起，创造了每年的国民收入。分蛋糕的时候，过去先拿，现在后拿。房租、房贷利息、房产收益先被切走，然后才轮到今年干活的人。

工业化在城市化之前，所以一个国家越过拐点的时候，过去劳动的索取已经达到了极值。它先分走了大半个蛋糕，而且份额还在不断变大。

在英国，年轻人对此再熟悉不过。每个月的工资，很大一块在花之前、存之前就交了房租。很多人到月底一分不剩，有人越过越亏。

年轻人和以前任何一代一样努力。他们缺的是足够的活干，而过去劳动拿走的份额，每年都在变大。

当有用的工作变少，人们还是得谋生，于是越来越多的人 靠给别人增加成本来赚钱。各种手续费、服务费、中间商，层层叠在买家和他想买的东西之间。每一项成本都落在别人的工资上，整个国家的运行成本越来越高。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成本叫作 V1。

把每个国家想象成图上的一根柱子。柱子的高度是这个国家的运行成本，由两部分组成：过去在这里的所有投资，加上身上还欠着的所有债务。我们把这个高度叫作 V1。在一个已经建完的国家，V1 只升不降。这个成本总得有人扛，实际上扛它的是劳动力。每个工人都需要住处、通勤、孩子上学、生病看医生，而 V1 被打进了 这里每一样东西的价格。

在英国，一小时的劳动 背着两百年建设的重量。所以，任何依赖大量工人的产业，在这里都很难活下去。

发达国家的产业分成三类：全球竞争的低端产业、全球竞争的高端产业，以及本地服务业。第一类是全球竞争的低端产业，比如服装、玩具、简单制造品。它的产品按全球价格卖，全球价格养不起一份背着 V1 的工资。这些产业沉到水面以下，消失了。

第二类是全球竞争的高端产业，比如航空发动机、药品、金融、尖端科技。它们的利润够厚，能高出 V1，所以留了下来。

第三类是本地服务业：房地产、教育、医疗、餐饮、住宿。它们搬不走，曼彻斯特的房子只能在曼彻斯特出租。它们也留了下来，并且把 V1 直接转嫁给住在这里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房租、学费、托儿费、出去吃顿饭，都是现在这个价。

再看一个还没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它的 V1 几乎贴着地面：要偿付的历史投资很少，要还的债也很少，养一个工人很便宜。正是这个落差，推动产业在全世界转移。同样的技术、同样的机器，在已完成的国家无利可图，在未完成的国家可以大赚特赚。

英国比谁都清楚这个故事。兰开夏郡曾经纺出全世界很大一部分棉纱，曼彻斯特因此被叫作棉都。整个二十世纪，纺织厂一家接一家关门，生产搬到了养工人便宜得多的国家。

中国从另一面讲了同一个故事。康师傅背后的顶新集团，原来在台湾是一家做食用油的小企业，那里成本已经涨上去了。九十年代初它来到大陆，成了中国最大的方便面企业。富士康在台湾起家，给电视机做塑料零件；一九八八年在深圳开了第一家工厂，后来成了全球最大的电子制造商，就是组装苹果手机的那家公司。两家公司带过去的技术差不多，差别在于工厂所在地的运行成本。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经济体中的企业。

把 V1 想象成海水，每一家企业都是一座岛。国家的运行成本上涨，海平面跟着上涨；利润率低于水面的企业，就被淹没。

国企和私企在这里分道扬镳。国企被要求保就业，即使用不着这么多人也不裁员，所以工资负担高、利润率低。私企对账本负责，活少了就裁员，压住成本，保住利润率。整体来看，私企每一块钱赚得比国企多。这个差距来自两种企业的结构，跟管理得好坏无关。

海水上涨，国企先被淹。英国二战后亲眼见过：煤炭、钢铁、铁路，还有很大一部分汽车工业被收归国有。其中很多年年靠公共财政输血才能维持，到了八九十年代，大多被卖掉或关闭。在大得多的尺度上，同样的压力压垮了苏联阵营的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输掉了和资本主义的竞争，最主要的原因是：不肯裁员的企业，撑不过 V1。

石油行业把这一点展示得很清楚。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是世界上最大的国有企业之一，二零一六年底有大约一百四十万员工。它的美国同行埃克森美孚，二零一九年大约有七万五千名员工。两家都坐拥巨大的油田，在各自市场都有支配地位，所以差别只能来自结构。

对中石油来说，员工是它被要求扛着的成本，因为保就业本来就是它存在的目的之一。二零一五年，它的利润不到营收的百分之五。国家的运行成本上涨，吃掉它的利润，它的负债不断增加，被锁定在输家的位置。

对埃克森美孚来说，人是资源，放在能赚最多钱的地方。二零二二年，它的利润约占营收的百分之十三，每个员工创造的利润 是中石油员工的几十倍。同样上涨的成本压在每一家石油公司身上，但对埃克森美孚那些较弱的对手 挤压得狠得多，这把埃克森美孚锁定在赢家的位置。

国家给的垄断看起来很强大，其实是个糟糕的起点。决定谁赢的，是结构里自带的利润率。

这一切下面，有一个非常古老的发明。一四九四年，意大利修士帕乔利系统阐述了复式记账：每一笔金额记两次，账本两边各记一次，两边必须永远平衡。

从这个意义上说，债是诚实的。它不会忘记，也不能靠嘴说掉。一家亏本养人的企业，其实是在向某个人借钱，账迟早要平。接下来，我们看看投资与气候危机。

再看这张图。绿线是应该发生的：国家在建设的时候订单上升，建完之后回落。红线是实际发生的：订单一直往上爬，因为债务制度在有用的活干完之后很久，还在把它往上推。两条线之间的空间，就是盲目投资，它的账单叫气候危机。二战以后，世界经历了 两次大规模建设浪潮。第一次大约从一九五零年到一九八零年，被战争摧毁的国家重建城市，发达国家向新城和郊区扩张。

这三十年里，全世界一共生产了大约一百四十亿吨粗钢。钢铁是经济的骨骼，每个领域都要用。

第二次浪潮从二零零一年中国城市化开始，至今没有停。这期间光中国一国 就生产了一百七十多亿吨钢，比第一次浪潮全世界的总量还多。

水泥讲的是同一个故事。水泥是经济的肌肉，二零一一到二零一三年短短三年，中国浇筑的水泥 比美国整个二十世纪用的还多。

盲目投资还特别有勇气，原因很简单：项目赚了钱，利润归投资者；项目污染了河流、往天空排满了碳，代价归所有人。

二零零八年前后，世界跨过了一条线：人类第一次有一半以上住在城镇。同一年，美国房贷市场崩盘，全球经济也走到了自己的拐点。

在这样一个被淹没的世界里，谁能露出水面，谁又是最后的赢家？我们下一集接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