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常常诟病孙权的几件事,也是东吴国运的几个关键拐点。
曹丕向孙权要一个儿子做人质,孙权没有答应。
十多年后,孙权自己却因两个儿子的地位闹得朝廷不得安宁。前一回,他守住了江东政权的独立;后一回,他立下太子,又让另一个儿子得到近乎相同的礼遇,朝臣逐渐分成两派。孙权能把魏蜀两国的要求算得很清楚,轮到皇位传给谁,竟把自己立下的规矩弄乱了。
黄初二年,刘备准备东征,曹丕已经称帝。孙权刚从刘备手中夺取荆州,西面战火将起,北面曹魏随时可以出兵。他向魏称臣,接受吴王封号,为陆逊抵挡刘备争取腾挪空间。
曹丕随后要求孙权送子入魏,打算把名义上的臣属关系变成能够约束江东的筹码。孙权拒绝了。
早在建安二十二年,他便曾派使者向曹操请降修好,面对魏国的封爵和要求,心里始终分得清哪些可以应付,哪些绝不能交出去。夷陵战后,曹魏果然分路攻吴,孙权又与蜀汉恢复使节往来。称臣换来了短暂的缓冲,却没有换来可靠的盟友;不交出儿子,才保住了日后转圜的余地。
这份盘算离不开东吴的处境。江东有长江屏障,水军往来便利,过了江淮却不容易打出纵深。建安二十年,孙权趁曹操进兵汉中,围攻合肥。守将张辽挑选八百人主动出击,打乱吴军部署。围城十余日后孙权撤兵,途中又遭追击,险些被擒。吴军攻城未能得手,撤退也险些出事,孙权亲征北上的代价暴露无遗。
合肥的失利,并没有让他放弃扩张。
孙权早就向刘备索取荆州诸郡,两家曾在益阳对峙,后来才以湘水为界议和,长沙、江夏、桂阳归吴,零陵、武陵、南郡仍归刘备。
双方各有所得,江陵这处扼住长江中游的重镇仍在关羽一方。
吕蒙接替鲁肃镇守陆口后,劝孙权把眼光放在关羽控制的荆州:徐州道路四通八达,曹军骑兵便于反扑;沿江夺取南郡,却有利于连接吴国的防线。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北攻樊城,吕蒙佯称患病,诱使关羽调走部分后方守兵,继而溯江西进。
公安、江陵守将相继投降,关羽败亡。
孙权拿到荆州,吴国沿江部署得到改善,孙刘联盟却遭到重创。刘备东征,陆逊在夷陵击败蜀军;曹魏又趁机施压。夺地、迎战、称臣、重新与蜀通好,几年的事紧紧缠在一起。孙权能够在每次危机中改换手段,代价是江东必须长期面对比自己强大的北方政权,再也无法随意选择敌人。
到嘉禾二年,孙权把这种外交手腕用到了辽东。
公孙渊遣使称藩,表示愿意依附东吴。辽东地处曹魏东北,若能从那里牵制魏军,江淮压力便可能减轻。上一年,孙权派周贺等人走海路往辽东,周贺在成山一带遭魏将田豫截杀。海路既有魏军阻击,又要穿越大海,双方距离越远,吴国越难控制局面。
丞相顾雍等人劝孙权,只需派数百人护送使者,暂且观察公孙渊的态度。
孙权却命张弥、许晏等带兵万人,携带珍宝及册封燕王的礼物渡海。公孙渊杀死吴使,把首级送往魏国,吴军和财物尽遭侵夺。孙权一度想亲征辽东,被薛综等人拦下。远隔大海的承诺,竟让吴国先付出了一支庞大使团的成本。
辽东还可以收拾残局,朝廷里持续多年的储位纷争,却把一些最有分量的大臣卷了进去。
赤乌四年太子孙登去世。孙登自孙权称吴王时便被立为王太子,二十年间一直是众臣寄望的继承人。次年孙权改立孙和,同时封孙霸为鲁王。
孙和是法定储君,孙霸受到的宠遇却与兄长相差无几。鲁王身边聚起希望改立储君的官员,太子一方也有人维护孙和的地位。全公主因与孙和生母王夫人不睦,向孙权进言,更使宫廷嫌隙牵连到朝局。
丞相陆逊请求明确太子与藩王的礼秩,甚至提出亲赴都城面陈,孙权没有准许,反复派使者责问。顾谭、顾承等人被流放,吾粲下狱而死,陆逊在赤乌八年忧愤而终。
早年孙权重用周瑜、鲁肃,后来敢把夷陵战场交给陆逊;皇子争位时,连陆逊也失去了正常劝谏的空间。皇帝对两个儿子态度摇摆,朝臣只能揣摩皇帝的意向,参与拥立也就成了押上身家性命的选择。孙权曾试图限制两个皇子与宾客往来,却没有从根本上拉开太子与藩王的政治地位;朝臣争夺继承人的局面,随着禁令反而转向暗中活动。
赤乌十三年,孙权废孙和,赐死孙霸,另立年幼的孙亮。拥护太子的人和依附鲁王的人都付出了代价,继承规则经过多年争执反倒更难取信于人。
孙权死于252年,孙亮即位后,诸葛恪辅政,次年便被孙峻杀害,孙亮后来也遭孙綝废黜。
东吴直到280年才灭亡,中间还有魏晋力量消长与后继统治的失误;孙权留下的那场储位清洗,已先把能够支撑幼主的君臣关系撕出裂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