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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行》的最后两句,读者一直以来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鼻子发酸,另外一种是:

《琵琶行》的最后两句,读者一直以来有两种不同的反应。一种是鼻子发酸,另外一种是:哭成这样,是不是有点过了。

一个四十五岁官员在江边送别客人的时候,听到一个素昧平生的女人弹奏了几首琵琶曲,眼泪都流出来了。如果放在今天,大概会被认为是情绪价值拉满。

这样的质疑并不新奇。九百年前就已经有人提出了,而且观点比我们现更加猛烈。

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认为这件事根本就没有发生。他给出的理由也很充分:白居易刚被贬官,怎么会跑到一个独处妇人船上喝酒弹琴,一直待到半夜呢?他又反问道:“岂不虞商人者他日议其后乎?”

洪迈又找出了一首诗来。白居易被贬到江州的时候,在鄂州鹦鹉洲停船,写过一首《夜闻歌者》:夜里,邻船,独处的女子,歌声,哭声,“一问一沾襟,低眉终不说”。

跟《琵琶行》几乎是一样的剧本,只不过这一次女子一直没有说话。一个人一辈子碰上两回这样的事,概率不大。

作家张大春解释说,白居易在鄂州确实有过一次没问到底的邂逅,后来湓浦口那个琵琶女,是他对鄂州少女的“摹想、发明、补充”。

在张大春看来,这首诗“根本就是一部歌行体的小说”。

故事可以是虚构的,眼泪能不能是真的?

能。他自己在序里把时间线交代得清清楚楚。

序言最后写到:“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觉有迁谪意。”他到外地做官两年,一直过得安然自得,听了这话之后,这一天晚上才第一次感觉到被贬谪的感觉。

“恬然自安”这四个字,放在一篇写哭的文章前面很不搭。可它偏偏是他自己写的。

他这份自安是从哪里来的,得看他怎么到的江州。元和十年六月,宰相武元衡在长安街头被刺,白居易第一个上疏要求抓凶手,罪名是越职言事。

弹劾他的人还加了一条:他母亲因为看花而坠井身亡,他还写了《赏花》诗、做了《新井》篇,很伤风化。刚失去母亲的人被说成是不孝之人,无从辩解。

于是他去了江州,那年四十四岁。

江州司马是刺史的佐官,他在《江州司马厅记》里写:“司马之事尽去,唯员与俸在。”没有应该管的事情,只剩下编制和工资了。

还有一句是:“州民康,非司马功;郡政坏,非司马罪。无言责,无事忧。”

这篇比《琵琶行》晚了两年。文末写道:“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

在这儿干了四年,心里很舒畅,就像过了一两天一样。一个真正舒服的人,一般不会特意写一篇文章,告诉接任的人自己有多爽。

这篇记是留给继任者的,犯不上编造,却跟序里那句“恬然自安”对得上。

那两年他确实像个隐士,在庐山盖了草堂。他也写诗,把庐山叫做“逃名地”,把司马叫做“送老官”,结尾两句是“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何独在长安”。只是同一时期,“安心”两个字被他翻来覆去写了很多遍。

所以那一夜的哭,不是被琵琶打动的,是被一段自述打动的。琵琶女说:当年在长安教坊里属于第一流,后来弟弟参军、阿姨去世,年长色衰嫁给商人;商人重利轻别离,一个月前去浮梁买茶,她一个人守着空船。

白居易听了之后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是他憋了两年之后,第一次承认自己和别人处在同一水平线上。

再看“江州司马青衫湿”。

唐人用“青衫”这两个字,并不是随便说的。唐制,五品以上服绯,八品九品服青。江州司马是五品之下,按照职位来算的话应该穿浅绯。可他写的是青衫,矛盾就在这里。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给出了答案:唐代确定服色的标准是散官而不是职事官。散官就是本阶的意思,相当于级别。他当时所任的散官为将仕郎,属于九品之下。九品,穿青。

所以“青衫”这两个字是按照身上的衣服写的,并不是修辞。

另外还有旁证。他在庐山写过两篇祭文,开头都是一样的:“将仕郎守江州司马白居易。”祭山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官衔不能随便写。

这行字的意思是:他坐的是五品官的位置,穿的是九品官的衣服。江州司马的难堪,并不是因为地方偏远,而是因为地位最低。

眼泪打湿的,就是这件衣服。

他真想煽情,办法多的是。唐人写哭,比这狠的有的是。他只写了衣服湿了。

还有一句话:“满座重闻皆掩泣。”注意“重闻”。第一遍弹完之后,没有人哭。

哭发生在第二遍。第二遍之前,隔着琵琶女的自述,隔着那句“同是天涯沦落人”。让一桌子人掉眼泪的,不是曲子,是那段对话。

所以“座中泣下谁最多”这句自问自答,并不是自我表演。在场的人当中,只有他真的跟这女人处境相同。别人被故事感动了,而他却被自己的生活所提醒。

袁枚在《随园诗话》中记载了佟法海的两句诗:“司马青衫何必湿,留将泪眼哭苍生。”一个朝廷命官为了歌女哭成这样,还不如留给百姓。袁枚给它的评价是“杀风景语”

这场架吵了上千年。有人嫌他哭得不够爽利,有人嫌他假。

但一千年里,有那么多人为了这两句诗不痛快,本身就说明那滴眼泪是真的。假的眼泪不惹人生气,只让人觉得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