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鞠萍向丈夫提出了离婚,丈夫却提出孩子和钱只能带走一样。鞠萍一听就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可鞠萍不忍孩子留在这里,最终放弃了财产。
签字那天,鞠萍只带走了儿子蒋翼遥和几箱日常衣物。前夫蒋启星靠在门框上说:“你想清楚了,选了孩子,以后可就什么都难了。”
鞠萍没回头,她牵着儿子走出了那个曾经的家。
母子俩住进了单位提供的旧宿舍。房子不大,墙壁有些发黄。鞠萍把儿子的玩具摆在窗台上,那是房间里唯一鲜亮的颜色。晚上,儿子抱着她问什么时候回家,鞠萍轻轻拍着他的背说:“这儿就是家。”
日子紧了起来。鞠萍在央视的工作虽然体面,但工资要负担房租、幼儿园费用和日常开销,她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买新衣服、下馆子。有时录完《大风车》,她会把台里的盒饭带回家,加热后和儿子分着吃。
最难的是时间。有一次台里紧急录制,结束时天已擦黑。当鞠萍急匆匆赶到幼儿园时,整个院子只剩下儿子和值班老师。蒋翼遥看见妈妈,把脸埋在老师腿边,不肯抬头。鞠萍蹲下身抱住他,连声说对不起,鼻子一阵发酸。
周围的议论也避不开。在家长会上,在少年宫门口,总有人认出她,好奇或同情地问起“一个人带孩子”的事。鞠萍每次都只是笑笑:“还好,孩子很懂事。”
真正的考验来自工作。台里筹办一档需要长期出差的新栏目,领导第一个想到了经验丰富的鞠萍。可三个月的拍摄期,儿子怎么办?鞠萍拒绝了。领导很惋惜:“小萍,这样的机会不多。”
她知道,但她更知道,儿子只有她。
也有人给鞠萍介绍对象。见过几个,有的听说她带着儿子就没了下文,有的则明确表示希望把孩子交给前夫。鞠萍没有再继续。
直到遇见杨硕。他是一名普通职员,也经历过人生的低谷。第一次见面,他没问东问西,而是给蒋翼遥带了本恐龙画册。后来每次来,都会给小孩带点小玩意儿:一本故事书,或一盒拼图。他不多话,只是默默陪着。
杨硕曾对鞠萍说:“我不太会说漂亮话,但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可以是一个家。”
儿子十岁那年,鞠萍和杨硕结婚了。婚礼很简单,蒋启星托人送来了一个音乐盒。鞠萍收下了,但没有打开。
新家不大,但阳光很好。搬进去那天,蒋翼遥抱着他的旧玩具箱问:“妈妈,这些都带过去吗?”
“都带。”鞠萍说。她封好最后一个纸箱,牵起儿子的手。
后来,蒋翼遥长大成人,出国留学前整理旧物,翻出了那个从未打开的音乐盒。他问母亲要不要留着。
鞠萍接过来,轻轻拂去灰尘。“留着吧。”她说着,将盒子放回储物间的架子上。这时,窗外传来丈夫杨硕的声音,喊她下楼。
她应了一声,关上了储物间的门。脚步声轻快地沿着楼梯下去,走向那个属于他们三人的、温暖而寻常的午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