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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70岁穷困潦倒的袁克定流落街头,没想到,他撞见了从前的老佣人。老佣人

1948年,70岁穷困潦倒的袁克定流落街头,没想到,他撞见了从前的老佣人。老佣人天天去街上,给他拾别人丢的白菜帮子和窝头填肚子。表弟张伯驹听说后,吓得脸色大变,赶紧要把他接回承泽园。
 
1948年的北平,冬天来得格外早,西北风裹着煤灰扫过颐和园的红墙,连廊里的寒气直往骨头缝里钻。70岁的袁克定蜷在旧宅屋里,身上的棉袍洗得发灰,袖口磨出了毛边。
 
听见脚步声,他不用抬头也知道,是跟着他几十年的老仆人来了。老仆人怀里揣着两个带余温的窝头,胳膊挎着半篮子刚从城里菜市场捡回的白菜帮子,菜叶上还沾着冰碴。
 
他把东西往桌上一放,赶紧去倒热水,念叨着今天菜市场收摊早,捡的菜帮子都新鲜,削了烂叶煮烂就能吃。
 
桌上摆着一副擦得锃亮的银质刀叉,是当年袁克定去德国留学时,德皇威廉二世送的礼物。三十多年过去,家里的首饰、古董、字画卖得差不多了,唯独这副刀叉他一直留着。
 
每次吃饭,他都把窝头用开水泡软,切成小块再用叉子叉着吃,动作很慢,腰板却坐得笔直,和从前在袁家大宅吃西餐时一模一样。
 
老仆人看着这场景,心里总不是滋味。早年间他在袁府当差,专门伺候袁克定养马,当年袁克定在彰德坠马摔伤腿,是他守在床边熬了三个多月的药。
 
后来袁世凯去世,袁家散了伙,下人们走的走散的散,唯独他留了下来,靠拉黄包车、打零工糊口,每天再忙也要绕到颐和园看看这位昔日的大少爷。
 
他知道袁克定好面子,宁肯啃冷窝头,也不肯向故旧求助,更不接受平白无故的施舍。袁克定本该是一辈子锦衣玉食的命。
 
他是袁世凯的嫡长子,从小跟着父亲走南闯北,既读四书五经,也学洋文、练骑射,年纪轻轻就远赴德国留学,说得一口流利德语。
 
当年袁世凯谋划称帝,上上下下都默认这位袁大公子就是未来的皇太子。那时候他出门车马相随,随从簇拥,往来都是军政要人,手里钱财花不完,风光无人能及。
 
可袁世凯称帝失败没多久就病逝了,袁家的天一下子塌了。
 
袁克定虽然分了一大笔遗产,可他过惯了大手大脚的日子,又不懂经营生计,加上平时爱交朋友、收藏字画,花钱如流水,坐吃山空,没多少年家产就耗得差不多了。
 
更难得的是,抗战时日本人占了北平,知道他是袁世凯长子,想请他出来当伪官,借着他的名头拉拢北洋旧部。
 
那时候袁克定已经过得很紧巴,可面对日本人的拉拢,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宁肯日子苦点也绝不当汉奸,就这么在颐和园守着清贫过了八年。
 
日子一年比一年难,到1948年,他已经穷得快揭不开锅,全靠老仆人每天进城捡菜帮子、省窝头接济着过。
 
这事辗转传到张伯驹耳朵里,张伯驹是他的表弟,也是有名的收藏大家,当时住在承泽园。听到袁克定的近况,张伯驹坐不住,当天就赶到颐和园找他。
 
推开门,屋里又黑又冷,一股霉味扑面而来。袁克定正坐在桌前,用银刀切着泡软的窝头,看见有人进来手顿了一下,抬头见是张伯驹,半天没说出话。
 
张伯驹看着屋里的光景鼻子发酸,也没直接提接济的话,只说自己承泽园里藏了上千件字画,眼下时局乱,得找个可靠的人帮忙看管打理,想请表哥过去当书画顾问,包吃包住,还能拿点零花钱。
 
袁克定沉默了好一会儿,他心里清楚,张伯驹这是顾及他的面子,不想让他觉得是被施舍。他摸着手里的银叉轻轻点头,说既然你有难处,我就过去帮你几天。
 
就这么着,袁克定搬进了承泽园的西厢房。张伯驹给他收拾得干干净净,屋里摆上从琉璃厂淘来的旧书桌和藤椅,窗外就是一棵老海棠树。
 
张伯驹的夫人潘素每天给他准备一杯热牛奶,饭菜也都是热乎的。袁克定心里有数,平时就待在屋里读书、翻译德文资料,从不参与张家的文人应酬,也不插手家里的事,守着分寸过日子。
 
解放后,中央文史研究馆成立,章士钊知道袁克定熟悉北洋历史,就推荐他当了首批馆员,每个月六十块钱工资。
 
袁克定特别珍惜这份工作,每天早上七点半准时出门,步行四十分钟到馆里上班,校阅北洋时期的官方文件,从没迟到早退过。
 
除了买些德文书,剩下的工资他都想交给张伯驹补贴家用,可每次都被退了回来。1958年5月,袁克定因脑溢血在承泽园离世,享年八十岁。
 
去世前三天,他还在伏案整理自己翻译的德国陆军史,纸上的字写得工工整整。后事是张伯驹一手操办的,来了十几个亲友和文史馆同事,简简单单送了他最后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