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胡适留秘书胡颂平在家吃饭。席间，胡颂平问道："毛先生进入北大图书馆工作，是他老丈人杨昌济带进去的吗？"胡适回答："不是。毛先生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了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我是交给竹淼生的弟弟竹生保管的。"

胡颂平把笔记本往前挪了挪，问那五个青年是谁。胡适没有马上答，先让佣人添了一碗汤。他说，时间太久，名字记不全了，只记得其中有两个是湖南一师的，还有一个后来去了法国。信是联名写的，开头称他“胡适之先生”，正文写得很短，大意是到北平后生活困难，想请先生指一条工读的路。

“那您回了吗？”胡颂平问。

胡适说，回了。他当时在北大教课，又编《新青年》，每天来求见的青年很多，不可能人人都见。但那封信写得诚恳，他就约他们到中央公园谈了一次。几个青年穿得单薄，说话带湖南口音，坐在茶座最边上。毛泽东话不多，主要是一个姓萧的青年在讲。他们提到杨昌济先生，也提到蔡元培校长。胡适说，你们既然有杨先生和蔡先生的介绍，可以直接去找李大钊。图书馆正缺人手。

胡颂平听到这里，把“李大钊”三个字圈了起来。胡适看了他一眼，说，事情就是这么平常。青年人找事做，教授写条子，主任安排位置，在那个年头不算稀奇。毛泽东后来走的路，是他自己的本事和时代造成的，不能倒过来说，他进图书馆就是靠谁的关系。

胡颂平又问，那封信为什么交给竹生？胡适说，竹淼生是他的朋友，竹生是竹淼生的弟弟，在银行做事，住上海。抗战起来后，胡适把一批私人信件存在竹生那里。竹生害怕日本人查，也怕重庆方面有人拿去作文章，就烧了。胡适说，烧了就烧了，一封信而已，不能因为写信的人后来了不起，就把它当成什么了不得的文献。

胡颂平合上笔记本，没有再追问。窗外天色暗下来，胡适端起碗，把剩下半碗饭吃完。那天晚上，胡颂平回去后把谈话记录整理成一页纸，在页边写了一行小字：毛先生进北大图书馆，杨昌济推荐、蔡元培写条、李大钊安排，胡适亦曾收到联名信。数日后，他把这页纸送胡适过目。胡适只改了一个字，把“安排”改成“安置”，便还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