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91岁的俞大维坐在书房外曾祖父曾国藩照片前的一张留影，俞大维的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孙女，俞大维从小饱读诗书，留学毕业于哈佛大学，后来赴台之后官至防长。

他望着那张泛黄的照片，想起母亲生前常说的话：“咱们曾家，读书报国是根本。”可他自己这一生，又何止是读书。
书房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是他的小孙女。她探进头来，好奇地看着太爷爷。俞大维招手让她过来，孩子趴在他膝头，指着照片问：“这是谁呀？”
“这是你的外孙祖父的祖父。”他慢慢地说，孩子听不懂这绕口的称呼，只是眨着眼睛。
他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是这样趴在母亲膝头，听她讲湘军的故事，讲曾国藩如何深夜读书，如何写家书告诫子弟。那些故事，在当时听来遥远得像传说，如今自己竟也成了故事里的人。
留美的日子其实更清晰。哈佛图书馆彻夜的灯光，讨论笛卡尔和康德时的激动，还有那个总爱穿格子衬衫的犹太同学，两人曾为一道数学题争论整个下午。那时候他以为，世界的真理都在那些公式和哲学里。
后来战火来了，真理变得简单——活下去，让更多的人活下去。他从学者变成军人，又从军人变成官员。很多人都记得他当防长时的样子，总是一丝不苟，开会时话不多，但每个问题都问到要害。很少有人知道，他深夜回家后，还会翻开带来的那本《庄子》，读上几页才能入睡。
儿子的婚事，是他晚年常想起的转折。蒋经国第一次来找他时，脸色铁�似的沉。“扬和的过去，你是知道的。”蒋经国的话很直白。他知道，这位老友既是来问罪，也是来求助——作为父亲，他们是一样的。
那段时间他很少说话，只是每天给儿子写信，不长，有时就几句话。“真心待她。”“勿负人，亦勿负己。”信都攒着，等儿子来的时候一并给他。
婚礼很小，就在阳明山的一处小教堂。他看着儿子牵起蒋孝章的手，忽然想起自己的婚礼，也是这么简单。那是1932年，在上海，新娘穿着浅蓝色的旗袍，捧着一小束茉莉。战乱年代，一切都从简，可那份郑重，是一样的。
孩子问：“太爷爷，你在想什么？”
“想很多以前的事。”他摸摸孩子的头，“有些事，当时觉得很大，现在看很小；有些小事，反倒记了一辈子。”
窗外夕阳西下，余光正好照在曾国藩的照片上。那张严肃的面孔在暖光里柔和了些许。
他曾很多次问自己，如果曾祖父看到自己这一生，会说什么？会满意吗？还是摇头？但此刻，他突然觉得不再需要答案。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担子，他挑过了自己的那一程。
孩子被叫去吃晚饭了，书房又安静下来。他慢慢站起身，走到照片前，抬手轻轻拂去相框上几乎看不见的灰尘。
明天，他想，该给还在美国的儿子打个电话了。不说别的，就问问他最近在读什么书。就像当年母亲每次来信，最后总要问的那句：“近日读何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