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元二年二月，汉武帝在五柞宫驾崩。这位在位五十四年的君主留下了横跨漠北西域的版图，也留下了一个国库见底、农户流亡的财政重负。
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站在未央宫前殿的台阶上，手里拿着一卷简牍。那是武帝临终前留给他的轮台诏副本。风吹动他深色的衣袖，他转身对身后的年轻皇帝说：“陛下，先帝晚年已有悔悟，意在与民休息。这，便是今后的根本。”
十岁的昭帝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真正听懂这句话的，是站在殿外廊下的御史大夫桑弘羊。他手里握着另一卷竹简，上面是昨日刚从陇西郡送来的边饷催请文书。他看了一眼霍光的背影，指尖微微发白。
三个月后，桑弘羊在少府官署里摊开一张巨大的绢帛地图。上面用朱砂标记着从河东的盐池到江南的铁官，密密麻麻，像一张覆盖帝国命脉的网。他的手指划过地图，对几位心腹属官说：“均输、平准、盐铁，一根手指都不能松。松了，前线数万将士的衣甲粮秣，立刻就要断。”
属官们低声称是，但有一人迟疑着开口：“近日长安城里，多了不少关东来的儒生，常在太学附近议论……”
桑弘羊摆了摆手，没让他说下去。
始元六年开春，一道非常规的诏令突然下达：命各郡国举荐贤良文学之士，齐聚长安，议论时政得失。主持此事的，是霍光的亲信杜延年。
桑弘羊接到消息时，正在核算上林苑的一笔铜钱出入。他放下算筹，沉默了片刻，对身边的儿子桑迁说：“这是冲我们来的。”
盐铁会议在明光宫偏殿举行。六十余名儒生青衣博带，侃侃而谈。他们反复援引轮台诏中“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的词句，将盐铁专卖指为“与民争利”“刻剥百姓”的弊政。一位来自齐地的老儒生颤巍巍站起来，说关东某郡因铁官经营不善，农具质劣价高，春耕时农夫竟有折木为犁者。
桑弘羊亲自到场驳斥。他列举了征匈奴、通西域、筑朔方城的巨大耗费，质问若废专卖，军资从何而出？边患何以御之？他的声音洪亮，数据确凿，一时压住了场上的议论。
但霍光始终没有露面。他只让杜延年每天将辩论要点抄录呈送。儒生们的声音，通过这种抄录，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奏章，直达御前。

会议持续了数月，没有明确结论。桑弘羊渐渐放下心来，以为这不过是霍光安抚关东舆论的姿态。
直到那年秋末，一道制书突然颁布：罢除全国郡国酒榷（酒类专卖）及关内铁官。制书末尾，赫然写着“仰承先帝遗志，思惠元元”。
这道诏令精准地削去了桑弘羊财经体系中流通最快、利润最厚的两部分。少府每年的进项，顿时塌了一角。
桑迁听到消息，惊慌地跑进父亲的书房。桑弘羊正对着那幅绢帛地图发呆，地图上，关内地区的朱砂标记被墨笔划去了好几处。他没有看儿子，只喃喃说：“他不直接动盐，也不动均输平准……他先砍掉最容易引起民怨、也最易收买人心的部分。这是钝刀子割肉。”
次年九月，长安城秋风肃杀。上官桀、燕王刘旦谋反事败，在追查“逆党”的供词中，突然出现了桑弘羊之子桑迁的名字，进而牵连到桑弘羊“知情不报，暗通消息”。
逮捕来得极快。桑弘羊在少府官署被带走时，没有挣扎。他看了一眼案头那卷边饷文书，对来使只说了一句：“请转告大将军，陇西的饷，不能再拖了。”
霍光没有见他。案卷以惊人的速度审定，桑弘羊与上官桀等被定为同谋，判处族诛。
行刑那日，天色阴沉。桑弘羊跪在刑场上，忽然抬头问监刑的杜延年：“今日之后，边饷何出？”
杜延年默然不答。
桑弘羊笑了笑，不再说话。刀光落下。
少府经营的盐铁均输体系并未全废，但核心财权与人事任免，在随后几年里，被霍光一步步转入由他牢牢掌控的尚书台。轮台诏被镌刻在石碑上，立于未央宫前，成为永不可违的“国本”。
而陇西那边催饷的文书，在桑弘羊死后第三个月，终于送到了霍光的案头。他批了一个字：“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