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一件事情非常搞笑。来自于清华大学的劳姓教授。

劳教授的手机里，App Store的地区设置还停留在加拿大。这个事实本身没有什么可指摘的——她在多伦多大学访学一年，账号跟着人走，是再正常不过的操作。问题从她回国之后开始。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建议她下载交管12123处理违章，她下了，下错了，扣了三十五块钱。然后她投诉，没得到回应，于是得出结论：在中国维权太难。

这个推理链条的每一环都值得停下来看一看。一个法学教授，在归因这件事上，犯了一个连大一法学生都不会犯的错误。她的手机账号在加拿大区，中国官方交管APP只在中国区上架，这是苹果公司应用商店的地区授权规则，不是交管部门的服务缺陷。她下载的那个仿冒APP来自加拿大区商店，扣费主体是那家第三方开发者，退款路径是苹果的客服流程。这件事从头到尾，交管部门唯一做错的事情，是工作人员好心建议她下载一个APP，而这个建议被她当成了某种官方承诺。

她说自己“投诉无门”。她投诉的是谁？是交管部门，还是12345？一个法学教授，不会不知道投诉对象必须与责任主体对应。她向交管部门投诉自己因为苹果账号地区设置而误下第三方APP，就像向物业投诉自己因为不会用遥控器而买了错误的付费频道。物业唯一的回应只能是沉默，因为这件事跟物业没有关系。

网友的评论比任何分析都精准：“堂堂清华大学教授搞不定一个手机APP。”这句话的杀伤力不在于羞辱，而在于它指出了一个事实：劳教授在这件事上暴露的，不是知识盲区，而是归因能力的缺失。一个研究刑法的人，每天的工作就是判断谁该为某个结果负责。她把“我的手机设置错了”这件事，一路推理成了“这个社会的维权机制有问题”。这个推理的起点和终点之间，隔着的是她自己的手机屏幕。

更值得玩味的是她对“维权”这个词的使用。维权的前提是权利被侵害，而这件事里她的权利从头到尾没有被任何人侵害。她只是在苹果商店里点了一个购买确认，扣了三十五块钱。如果这也能叫维权，那每一个在应用商店里误触了“购买”按钮的人，都应该向工信部投诉。一个法学教授把个人操作失误包装成体制性问题，这已经不是手机用得好不好的问题了。这是把“我永远是对的”写进了自己的法理学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