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曾抛出一个尖锐判断,三十多年前没几个人当真,如今俄罗斯人回头再看,恐怕只剩五味杂陈。
他说的是: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又把中苏关系推向破裂,才给苏联解体埋下了最深的病根。戈尔巴乔夫顶多是最后推了一把的人,真正的裂缝,早在1956年那个深夜就已经裂开了。
那年二月深夜开完紧急会议后,宣传部门的官员们抱着一沓沓刚印好的报告冲下楼梯。他们要赶在黎明前,把文件发到各级党组织书记手里。
莫斯科一个区的党委书记谢尔盖拿到文件时,窗外的雪还没停。他翻开报告,看到第一页就用红笔标出的结论,手指停在那儿好几分钟。他办公室墙上还挂着两年前的党代会合影,斯大林在正中央。他把照片取下来,扣在桌面上。
通知要求立即组织党员学习。第二天下午,基层党员挤满了区委礼堂。谢尔盖念报告时,能听见台下有人低声吸气。念到具体指控时,后排传来一声椅子腿刮地的声音。一个老工人起身离开,门在他身后重重碰上。
接下来几周,陆续有党员来信质问。谢尔盖按要求把信件转交上级,但上级的回复总是同一份标准答案。他桌上的电话响得越来越少,过去常来汇报工作的几个厂党委书记,现在见面也只是点个头。
变化发生在年底。一家大型机械厂原定授予“斯大林奖金”的年度技改项目,突然被要求更名。厂党委书记打电话问谢尔盖该用什么新名称,谢尔盖翻了一上午文件,最后说:“就用‘劳动红旗’吧。”
奖金颁发仪式上,工人们照常鼓掌,但台下几个老技师没抬头。其中一个人会后找到谢尔盖,递给他一张折好的纸。纸上抄着斯大林时期工厂的产量数据,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那时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劳动。”
谢尔盖把纸收进抽屉。他没按规矩上报。
到1958年,中苏关系开始紧张的消息传到基层时,谢尔盖正在处理一起工厂事故。受伤工人需要一种特殊钢板,过去都从中国东北的工厂订购。新通知说这类采购必须暂停,备用库存只够三周。
他打电话给市里,对方说正在协调替代渠道。两周后替代方案来了:价格贵一倍,交货期多两个月。受伤工人的治疗不能等,谢尔盖最终动用了区里的紧急储备金。
这件事让他在季度工作会议上被点名。主持会议的新领导是两年前才调来的,讲话时完全不提具体困难,只强调要“克服对兄弟国家市场的依赖”。会后,谢尔盖在走廊被叫住。领导拍拍他肩膀:“老同志,要跟上新形势。”
1960年夏天,中国专家全部撤走的通报下发那天,谢尔盖负责的一家轴承厂扩建项目正卡在半途。苏联专家接手时发现,高温冶炼炉的图纸有几处关键数据对不上。项目停了四个月,等国内重新设计。
停工期里,工人们被安排去修厂区围墙。有人问谢尔盖,为什么非得把中国人都撤走。谢尔盖看着远处半截厂房,只说了一句:“上面的决定。”
这年秋天,谢尔盖被调离工业系统,转去主管一个区的文化事务。交接工作时,新来的年轻干部翻看旧档案,指着里面几张中国工程师的合影问要不要处理掉。谢尔盖说:“这是历史记录。”
新办公室墙上没有照片。他的第一个任务是组织一场批判“个人崇拜残余”的公开讨论会。到会的人不多,发言也大多是照念报纸。散会后,一个退休老教师留到最后,走到谢尔盖桌前放下两本书。一本是1952年版的联共(布)党史,一本是去年新出的修订本。
老教师没说话,指了指两本书里关于同一战役的不同段落,转身走了。谢尔盖翻开看,旧版本里斯大林的名字在新版本里消失了,战役功劳归给了“集体领导”。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广播时,谢尔盖正在文化馆检查新宣传画的布置。工人们停下手里的活,围着收音机听。有人小声问:“政策会变回去吗?”没人回答。
广播结束后,大家继续干活。新领导很快上任,但墙上揭批“个人崇拜”的宣传画并没有被撤换。谢尔盖接到的新指示是增加“发扬集体领导”的内容。他按要求执行。
那两本书他一直留在办公室抽屉里。有时整理文件时会看到,但他没有再翻开。
八十年代末,谢尔盖已经退休。一天孙子学校布置作业,问苏联为什么会有斯大林时期。孙子拿着课本给他看,上面写的和他记忆里的几乎不是同一段历史。他张了张嘴,最后说:“你按书上写的答吧。”
1991年冬天,电视里播送苏联解体的消息时,谢尔盖正在粘一张旧照片的裂缝。照片是1956年之前拍的集体合影,中间那道折痕正好穿过斯大林站立的位置。
他看了看电视,又看了看照片,继续把胶水涂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