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慧入狱后，李淑一曾经去看过她。探监时，李淑一劝杨开慧：你这么年轻，才29岁，还有三个孩子，你就暂时答应何健的要求吧。发个和润之发表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以后再寻找机会复合。
李淑一从监狱出来，手里还攥着那支没送出去的银簪。她没有回家，转身去了城南的印刷铺子。
铺子老板是她远房表亲。她拿出两张纸，一张是揉皱的监狱探望许可，一张是空白的。她盯着老板的眼睛：“表哥，帮我个忙，印几份东西。”
老板拿起那两张纸对着光看，手开始抖。“淑一，这……这可是要掉脑袋的。”
“印完我就走，你连夜关店，去乡下躲一阵。钱我明天让人送来。”李淑一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钉在桌面上。她推过去一个小布袋，里面是她当掉的最后一件首饰。
后半夜，印好的东西送来了。不是声明，而是一份简陋的《告长沙同胞书》，上面只有杨开慧的几句原话，末尾签着一个“霞”字。字迹是李淑一模仿的，她陪着杨开慧读书写字多年，笔锋里有七分像。
天没亮，她把油纸包着的传单分给三个信得过的学生。“别在城里发，去码头、学堂、茶楼，塞进门缝就走，千万别让人看见脸。”
其中一份，她亲自送到了《大公报》一位编辑家里。编辑是她丈夫柳直荀的故交，开门看见是她，脸都白了。
“就这一份，你看完烧了。”李淑一把东西塞他手里，“不求你登，只求你……让该知道的人知道，她没低头。”
编辑捏着那薄薄的纸页，在晨光里站了很久，最后叹了口气：“快走。”
传单像几颗石子扔进死水，没激起义愤填膺的波浪，却让一些人心里起了皱。何键很快听到了风声，大为光火。狱中的看守换了班，探视被彻底断绝。
李淑一知道，最后的路也被自己堵死了。她去了杨老太太家，进门就跪下了。
老太太正在给岸青缝补衣服，针停在半空。“做了？”

“做了。”
“也好。”老太太继续下针，线穿过粗布，声音涩涩的，“开慧的路，她自己选定了。咱们能做的，就是别让她一个人走。”
她们开始全力保孩子。李淑一找到了丈夫那位在省政府当科员的旧友，对方这回不敢见面，只让人从门缝递出一张条子：风声紧，只一个，病孩，速决。
只有一个名额，还是“病孩”。岸英没病，岸青和岸龙也还小。李淑一咬了牙，弄来一点会让人发低烧的草药，混在糖水里，看着岸英喝下去。
孩子很快脸颊发烫，迷迷糊糊起来。陈玉英抱着他，眼泪吧嗒吧嗒掉：“这要伤了身子……”
“顾不上了。”李淑一硬着心肠，“先活下来。”
码头上交接时，便衣摸了摸岸英滚烫的额头，没再多问。船离岸那一刻，李淑一回望漆黑的长沙城，心里知道，她再也见不到监牢里那个人了。
几天后，杨开慧被押往识字岭。临行前夜，狱中出奇地安静。她什么也没要，只是把那支她一直舍不得用的、毛委员送给她的钢笔，拆成了几个零件，悄悄塞进了牢房墙缝的砖块后面。
1930年11月14日，枪声响了。消息登在号外上，李淑一买了一份，没哭，只是把那报纸和那份自己印的传单叠在一起，收进了木匣。
多年以后，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传遍天下，很多人来问她当时的细节。她总摇头说不记得了。只有一次，她打开那个木匣让女儿看，里面除了发黄的纸，还有几块生锈的钢笔零件。
“这是什么？”女儿问。
“是你霞姑姑。”李淑一摸了摸那些冰冷的金属，“她什么都没留下，又好像什么都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