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我常常在想一个问题,咱们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大一统王朝,把内部的事儿理顺之后,到底该怎么往下走。说白了,就是蛋糕做大了,是接着往大了做,还是关起门来好好分。这个问题不新鲜,汉唐也好,宋明也罢,都绕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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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那会儿的人胆子大,敢往外闯。但你仔细琢磨,那会儿的路是什么路,马跑一趟西域几个月,粮草运到前线路上就得消耗一大半。
西汉《盐铁论》里那些文学贤良就看得明白,说开边扩张划不来,成本太高了,守在四夷就行。这不是胆小,这是算过账的。
农耕时代的交通和通讯条件摆在那儿,你走得越远,亏得越狠。所以汉唐最后都收了,不是不想打,是打得起守不起。
到了宋明,国家干脆选择往内收。宋朝重文抑武,把重心放在内部经济发展上,商业繁荣、文化昌盛,但对外就守得很紧。明朝也是,修长城、搞海禁,把力气都花在国内。
这条路有它的好处,内部确实稳定了,但问题也明显,你越收越紧,外部的空间就越来越窄,最后连别人的变化都看不见了,挨打是迟早的事儿。
所以你看,汉唐向外闯,成本高得离谱;宋明往内收,又失了先机。这道题,封建王朝没一个真正答好的。
但今天不一样了。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生产力这个最根本的东西变了。
先看国内。去年一季度,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冲到了百分之八十四点七,比前一年同期一下子提高了将近三十个百分点。
什么意思?就是说咱们国家经济的增长,绝大多数动力来自咱们自己老百姓的消费和投资,不是靠外面赏饭吃。
我有个老同事,前阵子把家里那台用了十几年的冰箱换了,说是政府的以旧换新政策省了好几百块钱。这种事在全国不知道发生了多少。
光是以旧换新这一项,到去年四月份就拉动了五千多亿的销售额,将近七千万人次受益。
再说科技。去年九月份在雄安发布了一批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的重大成果,可重复使用的火箭实现了海上和陆上成功回收,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升级了民用服务保障,五G加北斗的精准时空基础设施已经规模化应用。
这些东西放在二十年前,想都不敢想。我记得以前出远门,手机信号时有时无,现在呢,北斗给你导航,五G让你随时跟家里人视频,这背后都是实打实的技术积累。
中国移动已经建了超过两百六十五万个五G基站,覆盖了百分之九十六的人口。这种基础设施的力度,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
有了这些家底,咱们做事情就不再是过去那种“闯出去就得亏”的老路了。现在是带着技术、带着标准、带着产业链一起出去。你看国轩高科跟大众汽车合作,在西班牙、斯洛伐克、摩洛哥一下子建了三个锂电池和正极材料的生产基地,投资总额超过三十二亿欧元。
这不是以前那种卖几匹丝绸、换几匹马的买卖,这是把中国的技术和产线能力直接搬到别人家门口,用的是咱们的标准和管理方式。
欧洲的汽车巨头主动找上门来跟中国企业搞合资,这说明什么?说明人家认可你的东西。过去是咱们学人家,现在是人家来找咱们合作,这个转变太大了。
中国社科院去年的一场学术报告会上,有学者讲得很清楚,说现在世界格局的核心趋势就是“东升西降”,中国工业化的成功正在从根本上改变西方主导了几百年的国际格局。
这话我信。你去看看那些外国领导人排着队来中国访问的新闻就知道了,法国、英国、俄罗斯,一个个都往东边跑,为什么?因为中国是这个世界里少有的稳定力量。
我记得小时候听老人讲,说咱们国家近代受了那么多年的欺负,谁能想到有今天。现在国家不但自己能发展,还能帮着别的国家一起发展,这在旧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找到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就是自我革命。这话说到根子上了,封建王朝跳不出那个兴衰循环,根本原因就是它们没有能力自我更新。
咱们今天有了这个能力,不管是科技上的突破,还是制度上的完善,都是不断在给自己注入新的活力。
所以我说,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一方面,国内的发展基础已经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十四亿人的大市场、全球领先的基础设施、不断突破的科技能力,这些是硬底气。
另一方面,外面的世界确实乱,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是说着玩的,但越是在这种时候,越考验一个国家的定力和智慧。
咱们现在走的这条路,既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又是以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两条腿走路,哪条都不耽误。
封建王朝没能做好的那道题,我相信咱们这一代人能给出不一样的答案。
未来的史书会怎么写这个时代,我现在还不敢下定论,但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等我们的子孙回头看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是了不起的年代。咱们赶上了,也是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