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本昌辞世留下的最大疑惑是:如此德艺双馨的演员,为何到92岁,即去世前一年才入党呢?这背后究竟有何隐情?答案实际非常简单:他个人要求极高,以前一直觉得自己不够格,直到91岁才手写21页入党申请书。第二年5月他被批准为中共预备党员,6月30日正式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入党。
他把那叠厚厚的申请书放进抽屉,锁好,没有告诉任何人。
几天后,单位里一位相熟的老同志来家里看望,闲聊间说起新发展党员的名单公示,感叹现在年轻人积极。游本昌听着,只是微笑点头,手指无意识地摸了摸抽屉钥匙。客人走后,他独自在书房坐了很久,望着窗外渐渐暗下去的天色。那叠手写的纸张就在几步之外,但他觉得还不够近,或者说,自己走得还不够近。
年底剧团有下乡慰问演出,名单原本没有他。他知道后主动打电话给负责人,说自己身体还行,能去。到了地方,露天舞台搭在村小学的操场上,深冬的风刮得脸生疼。他演完自己的段落,没急着回后台取暖,而是裹着军大衣坐在条凳上,看年轻演员们继续表演。有个孩子跑过来递热水瓶,他接过来捂了捂手,又递回去,说留给后面的人。后来团长回忆,那晚游本昌是最早到、最晚走的,夜里卸完妆,他还帮着归置了道具箱子。
第二年春天,他去参加一个表演艺术研讨会。会后聚餐,有位中年导演喝了几杯,感慨现在有些演员名气大了,架子也跟着大。桌上有人笑着接话,说游老师可从来不会。游本昌摆摆手,讲起早年跑龙套时给主演递毛巾、收拾服装的事。“服务,是本职。”他说。那晚回到家,他翻开日记本,写了几行字,又停住笔。他发现自己依然在列举做了什么,而不是成为了什么。
初夏时节,他接到一个电影客串邀请,戏份很少,但要跟组去西北拍摄一周。家人劝他推掉,毕竟年事已高。他看了剧本,角色是一位坚守边疆小学的老教师。他没多说,收拾了简单的行李就出发了。拍摄地条件艰苦,风沙大,住的是临时板房。有一场夜戏,需要他在简陋的教室里点着煤油灯批改作业,镜头反复拍了多条。导演过意不去,让他休息。他摆摆手,就着那点灯光,真的拿出一本书看起来。同组一个年轻演员后来在采访里提到,那晚收工后,看见游老师独自在操场边慢慢散步,背影融进戈壁滩辽阔的星空里,觉得“那不像是在走路,像是在丈量什么”。
从西北回来不久,他便开始动笔写那份申请书。不是一气呵成,而是写写停停。有时写满几页,隔天再看,又觉得词不达意,撕掉重来。他写下了十六岁那年上海街头看见的解放军,写下了人民助学金,写下了舞台侧幕的等待,写下了西北夜晚的风沙,也写下了自己数十年来反复的审视与不足。二十一页纸,没有一句空话,全是一个个具体时刻的自问。写完最后一行字,他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眼睛,窗外已是晨光熹微。
支部大会上,同志们传阅了他的申请书。讨论时,没有人对这位九旬老人的资格有任何疑问,大家更感慨于这份重量。投票通过后,书记握住他的手,说欢迎。游本昌嘴唇动了动,最终只是用力点了点头。
宣誓仪式安排在六月最后一个下午。他特意换上一件整洁的白衬衫,提前到了会场。面对党旗,举起右手,他逐句跟读誓词,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晰。念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时,他顿了顿,眼眶微微发红。仪式结束后,他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在礼堂后排又静静坐了一会儿,看着前方那面鲜红的旗帜。
后来有记者问他,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他想了想,说:“不是选择,是到达。船靠了岸,才敢说走了水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