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 “真正的学者” 的解万英在市场经济讨论中流传一句话：“为少数人谋取暴利，不用经济学家；让多数人共同富裕，须有马列信徒”

很多年以后再看解万英，真正让人记住他的，不是复杂的经济学公式，而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问题：经济发展快了，钱多了，最后能不能让更多普通家庭得到实惠？

围绕他的纪念文字中，后来广泛流传着一句意思十分鲜明的话：“为少数人谋取暴利，不用经济学家；让多数人共同富裕，须有马列信徒。”更早流传的悼念文字里，也出现过“让少数豪强暴发”“使广大平民共富”这样的相近表述。它之所以不断被人提起，恰恰因为点到了收入分配这个老问题。

解万英来自陕西，年轻时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留在学校工作，后来长期从事经济学教学、资料研究和行政工作，曾任经济学院资料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等职务。北大师生留下的回忆里，他给人的印象不是善于包装自己，而是认真、节俭、较真。

他的学术底子也并非只体现在课堂上。改革开放初期，北方多所高校联合编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解万英参与了相关教学和研究工作。这套教材后来在高校中广泛使用，发行量很大，对当时政治经济学教学产生过明显影响。

但真正把解万英推到争论中心的，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经济体制加速变化的那几年。

那时候，大家讨论的不只是商品价格涨跌，而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市场究竟应该发挥多大作用？企业产权怎样调整？效率提高以后，收入差距会不会跟着扩大？

解万英把相当多的注意力放在后一件事上。他曾讨论私有化和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在他的判断中，如果资本、资源和机会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而普通劳动者分享不到增长带来的收益，那么经济数字再漂亮，也会留下新的矛盾。

这套思路其实并不难理解。

市场最擅长的是把价格信号传递出去。什么东西紧缺，价格会上升；什么行业赚钱，资金和人才便会向那里集中。这个过程能够提高效率，却不意味着每个人最终得到的结果天然一样。

老人、失业者、低收入家庭怎么办？城乡公共服务如何缩小差距？一家企业形成明显市场优势以后，怎样防止滥用地位？这些事情仅靠买卖双方讨价还价，很难全部解决。

因此，真正复杂的并不是“能不能让一部分人富起来”，而是经济增长到一定阶段以后，如何在保持活力的同时，让就业、教育、养老、医疗和收入分配变得更加稳妥。

1992年10月12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走到了一个关键节点。当时召开的重要会议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会议一直持续到10月18日。这不是简单地把计划换成市场，而是要探索怎样把市场机制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起来。

就在会议开幕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92年10月13日凌晨，53岁的解万英在北京大学第四教学楼高坠身亡。后来报道提到，现场桌上放着一本《求是》杂志，封面空白处写有“共产主义必定胜利”八个字。至于他当时内心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后来的文章有不同解释，仅凭时间上的接近，并不能把一个人的最终决定简单归结为单一原因。

真正值得注意的是，在解万英离世一年后，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设计继续向前推进。

1993年，相关决定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其中不仅包括现代企业制度和统一市场，也明确提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多层次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宏观调控体系。换句话说，发展市场和处理公平问题，从一开始就不是互相排斥的两件事。

三十多年过去，这条主线依然没有消失。

进入2026年，扩大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健全社会保障、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改善，仍然是经济社会政策的重要内容。2026年的政府工作安排继续提出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并把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放在长期发展框架之中。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解万英留下的那类思考今天仍有人讨论。

它不是在问市场要不要存在，而是在提醒人们，市场解决效率问题以后，还有一些事情必须由制度继续完成。经济增长可以创造更多财富，但怎样把发展的机会铺得更宽，怎样让劳动所得更有保障，怎样避免优势资源长期向少数环节过度集中，这些都需要持续调整。

解万英的一生停在了1992年，但他关心的那个问题没有停在那里。

经济学真正难的地方，从来不只是让数字增长。既要让企业有动力，让市场有活力，又要让普通劳动者能够分享到发展的成果，这才是更长久、更细致的一道题。

也正因为如此，那句流传多年的话直到今天仍容易让人产生共鸣。它真正指向的并不是财富本身，而是财富创造以后，怎样让发展成果更广泛、更稳定地进入普通人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