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28日下午六点二十分，北平煤渣胡同东口，军统天津站行动组朝着汉奸王克敏的专车后排座疯狂扫射。枪声停下来之后，后排座上那个留着八字胡的五十多岁男人已经奄奄一息，王克敏只受了轻伤，一颗跳弹打中了他的腿。
当时，日本顾问山本荣治搭王克敏的车到煤渣胡同二十号，枪响的一瞬间，他条件反射般跃起扑到王克敏身上，成了肉体盾牌，射手兰子春一弹击中他的头部，另一颗子弹打穿发动机盖又击中了右脚。
这是王克敏离死亡最近的一次。

王克敏祖籍浙江杭县，1876年5月4日生于广东，清末举人，1903年被派往日本担任留日浙江学生监督，后来做到驻日公使馆参赞。
这段经历给了他两样东西：对日本的了解，以及在清廷体制内处理涉外事务的资格。
辛亥革命后他去了法国，回国后出任中法实业银行中方总经理。1917年7月段祺瑞执政期间他出任中国银行总裁，同年11月王士珍组阁，他首次出任财政总长，同时兼着中国银行总裁和盐务署督办。
北洋时期从袁世凯到王士珍到曹锟，他都能在财政系统里占据一席之地，被人叫做北洋政府的“钱袋子”。这个评价不算贬义，在那个年代，能把钱找出来、把账抹平的人，就是政权运转离不开的人物。
1937年冬天日本人找上他的时候，看中的也是这一点。日本人最初的人选是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这三个人都被拒绝了，喜多诚一才转而找到避居上海的王克敏。
在日本人看来，伪政权的“元首”要够得上“一流人物”的招牌，王克敏不够格，但“实际责任者”的角色，他够。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7年12月14日在北平成立，王克敏出任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内政部总长。
上任之后，王克敏任命汪时璟等人筹备伪中央银行，组织关税整理委员会修改海关税则，与寺内寿一签署协议让日军对交通、通讯、航运实行军管理。这些事没有一件是需要上战场杀人的，但每一件都在把华北的煤、铁、粮、棉、盐税和银行渠道，一条一条地接进日本的战争机器里。

然而，一个仅仅“会办事”的人，在伪政权的结构里注定是坐不稳的。1940年3月汪伪南京政府成立，华北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王克敏转任委员长，名义上归汪精卫管辖，实际上华北自成体系。
王克敏把华北当自己的地盘，不许汪精卫染指，两人的矛盾从1939年在南京的会谈开始就一直在累积。与此同时，华北伪府内部的派系倾轧从来没有停过。王揖唐早年曾把小老婆顾红珠收养的义女小阿凤送给王克敏做妾，论辈分王揖唐成了王克敏的老丈人，但两人从冤家到翁婿，该斗的时候一点没手软。
1940年6月，王克敏的后台喜多诚一被调回日本，6月7日汪政权发表命令，准王克敏辞去本兼各职，由王揖唐接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一个替日本人搭起了华北经济掠夺框架的人，在自己搭建的框架里被替换掉了。王克敏的身体在这段时间里垮得很快。他抽了几十年鸦片，长期吸食导致他两眼畏光，常年戴一副墨茶眼镜，人称“王瞎子”。
在他家做过侍童和卫士的佟忠厚后来回忆，1922年他十五岁到王家做侍童，最初就是给王克敏烧大烟，王每天早晨七点起床，吃完燕窝粥或者银耳粥就躺下吸大烟，由小阿凤躺在旁边对着火，佟忠厚坐在床前小板凳上给他点烟斗，烟泡预先烧好分按在六个烟斗上，一个吸完立刻换下一个。
1945年2月8日，王克敏辞去一切伪职，由王荫泰接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
辞职的时候他已经六十九岁，喘息、浮肿、精神恍惚，日本败相已明，他比谁都清楚自己签过的那些条子、摊过的那些捐、配给过的那些物资，一笔一笔都挂在华北百姓的账上。

日本投降之后，1945年10月5日，戴笠借李宗仁北平行营指挥所的名义，在北平东城兵马司胡同1号原伪华北经济总署督办汪时璟的公馆设宴，向北平五十多名特任级、简任级和荐任独立伪职的大汉奸发出“敬备菲酌，恭请光临”的请柬。
王克敏接到请柬的时候身体已经很差，心里未必不知道这顿饭不简单。等到席散，戴笠拿出经蒋介石审定的名单，当场点名收押。按一些记述，戴笠看他病重，说了一句“你先在家听候传唤”，王克敏回的是“这场祸事是我惹出来的，还是一起去吧”。这句话里有一种认命的东西，而不是悔罪。
1945年12月25日，圣诞节，王克敏死在狱中。关于怎么死的，一路说服毒自尽；另一路说病发而死，并点明地点为北京炮局胡同陆军监狱；《申报》战后消息倾向“病死”，说本有旧病，被捕惊怖，烟瘾断供，随即不治。
不管怎样，两种说法指向的是同一个事实：他没有等到正式审判，先死在了监狱里。

王克敏这辈子没有喊过什么主义，没有写过什么宣言，他做的事情从头到尾都很具体：找钱，管账，搭台，签协议。
他在北洋时期替段祺瑞、王士珍、曹锟管过钱，在华北沦陷区替日本人管过钱，每一次都做得让上面的人觉得离不开他，每一次上面的人觉得可以换人的时候，他又会就被毫不留情的换掉。
这就是乱世工具人的悲剧，尤其当这个工具人没有信仰、底线的时候，最终一定逃离不掉被弃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