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辅市长克利奇科最近遇到一个很难绕开的追问：乌克兰普通家庭的年轻人要面对战争，他自己的孩子为什么不参战？
他的回答是：“我的孩子从未在乌克兰生活过。他们出生在美国，在欧洲或美国接受教育。”
记者随后追问，这似乎还是没有回答问题。克利奇科则表示，自己已经回答过了，并补充说，他本人也曾长期生活在国外，但后来主动回到了乌克兰，目前会定期前往前线。
真正让这段对话产生争议的，是克利奇科过去对乌克兰兵员问题的公开表态。
2025年11月，他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乌克兰面临严重的兵员短缺，可以考虑把当时25岁的动员年龄下调到23岁甚至22岁。
于是两个事实被放在了一起：
克利奇科认为乌克兰需要更多年轻人进入军队；而当记者把这个问题落到他的家庭时，他给出的解释却是，自己的孩子从来没有在乌克兰生活过。
这并不能直接证明他的孩子存在“逃避兵役”的行为。一个人是否具有乌克兰兵役义务，还涉及年龄、居住地、法律身份等具体条件，不能仅凭“人在国外”下结论。
但这场争论真正触及的，并不是某一个家庭到底有没有违反法律。
而是战争持续时间越长，“谁承担战争成本”这个问题就越难回避。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动员年龄、出境限制、兵员不足都是现实问题；对于长期生活在国外的政治人物子女来说，他们面对的又是另一套生活轨迹。
所以记者追问的其实很简单：当一个政治人物公开讨论国家需要更多年轻士兵时，公众自然会把他的政策主张，与他自己家庭的选择放在一起比较。
克利奇科可以解释孩子为什么没有参战。
但这个解释，并不会自动消除公众对“谁在承担战争代价”的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