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一对上海知青夫妇,于吉林延边插队时,在当地孤寡老人李阿妈家里,一起生活了10年。10年后,当知青返城,夫妻二人跟公社反映:“如果我们能回上海,一定要带着李阿妈走。”
公社办公室里烟雾缭绕,老文书听完他们的话,把烟斗在鞋底磕了磕。“难办,”他说,“你们说的情况我晓得了,可政策是政策。”
姚祚塘站在桌前,手在裤缝上蹭了蹭汗。“李阿妈就一个人,我们走了,她怎么活?”
“生产队会照顾孤老。”
林小兰往前挪了半步,声音不高:“这十年,是她照顾我们。”她想起去年自己发烧,李阿妈守在炕边,用凉毛巾一遍遍给她擦额头。
文书叹了口气,翻出一叠表格。“这样,你们写个情况说明。我往上递,成不成,看上面。”
两人走出办公室时天擦黑了。姚祚塘抹了把脸,“先别跟阿妈说。”
家里,李阿妈正坐在灶前烧火。小延民趴在她背上睡着了。锅里煮着土豆,咕嘟咕嘟响。
“回来了?”李阿妈抬头,火光映着她的皱纹,“饭快好了。”
林小兰接过她手里的柴。“妈,您歇着。”
夜里躺下后,姚祚塘睁着眼看房梁。“实在不行,我就找知青办的老同学。”
“别急。”林小兰侧过身,“先等消息。阿妈耳朵灵,你这两天说话轻点。”
隔了三天,文书带话让他们再去。这次办公室里多了个人,是县里知青办的干事。
干事推了推眼镜。“材料我看过了。你们确定要带老人走?上海那边接收吗?”
姚祚塘从怀里掏出两封信。“这是我们两边父母来的信,都同意了。”
干事慢慢看完,把信折好。“老人自己呢?”
“她不肯。”林小兰说,“怕拖累我们。”
干事沉默了一会,在材料上写了几个字。“我回去汇报。你们先做老人工作。”
回家的路上起了风。姚祚塘把外套脱下来给林小兰披上。“要是阿妈实在不答应……”
“那就再等等。”林小兰说,“总会有办法。”
李阿妈其实早就察觉了。这几天姚祚塘总背着她和人说话,林小兰眼睛有点肿。晚饭时,她往两人碗里各夹了块咸菜。“该走就走,别耽搁。”
姚祚塘扒饭的动作停了。“阿妈……”
“我在这住了一辈子,挺好。”李阿妈低头喝粥,“你们带延民回去。孩子该上学了。”
小延民忽然抬起头:“阿迈不走?”
李阿妈摸摸他的头,没说话。
又过了一周,县里来了通知,让他们去办手续。文书边盖章边说:“特批的,就你们这一例。”
姚祚塘握着那张薄薄的纸,手有点抖。林小兰问:“粮票怎么办?”
“先带三个月的全国粮票,后面的……到上海再想办法。”
走出公社,两人在田埂上站了很久。远处,李阿妈正背着延民往回走,身影小小的。
“怎么说?”姚祚塘问。
林小兰望着那个身影。“就说,延民离不开她。”
那天晚饭特别安静。吃完后,李阿妈起身收拾碗筷,姚祚塘按住她的手。“阿妈,手续办下来了。”
李阿妈的手顿了顿。
“我们一起走。”林小兰说,“延民晚上找不见您,哭得睡不着。”
李阿妈慢慢坐下来,看着趴在炕上画画的孙子。孩子转过头,朝她伸出小手:“阿迈抱。”
老人的眼圈红了。她别过脸去,用围裙擦了擦眼睛,好一会儿才转回来。“我……我老了,没用。”
“家里需要您。”姚祚塘声音发紧,“延民需要,我们也需要。”
李阿妈低头,手指摩挲着围裙上的补丁。补丁是林小兰前几天刚缝的,针脚细细的。
窗外传来狗叫声。夜风穿过糊窗纸的缝隙,油灯的火苗晃了晃。
“那就……”李阿妈终于开口,声音很轻,“给你们添麻烦了。”
林小兰的眼泪一下子掉下来。她蹲到老人跟前,把脸贴在她膝盖上。“妈,是我们给您添了十年麻烦。”
姚祚塘转过身,用力抹了把脸。
夜深了,李阿妈还坐在炕沿。她打开炕柜,拿出一个小布包,里面是攒的粮票和几块钱。看了一会儿,又仔细包好,塞到林小兰的枕头底下。
月亮从云里出来了,照着这个她住了几十年的小屋。墙是孩子们刷的,窗是他们修的,炕头还贴着延民画的歪歪扭扭的太阳。
她轻轻躺下,听见隔壁屋里,姚祚塘在低声说:“明天我去买捆绳子,捆行李用。”
“嗯。”林小兰应着,“把阿妈那件厚棉袄放上面,车上冷。”
李阿妈闭上眼睛,一滴泪从眼角滑进鬓边的白发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