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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纪鹏确实敢说话,再次提出证监会和交易所必须分离,下放审核,全面监管,做好规划。

刘纪鹏确实敢说话,再次提出证监会和交易所必须分离,下放审核,全面监管,做好规划。原来一年上市超过520家,现在要控制在150家以内,刘纪鹏呼吁实行积极的资本政策与管办分离,除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外,还要有积极的资本政策。我认为除了积极的资本政策之外,最关键的是要有慢牛,要让散户赚到钱,资本市场不能仅仅是融资市场,更应该是让散户赚钱的投资市场!先别急着数一年到底应该上150家还是500家,9月15日A股有一组数字更值得琢磨:上证指数还站在3864点,两市一天成交1.61万亿元,可上涨股票只有1120只,下跌的却有4376只。指数不算低、成交也不算小,普通投资者的赚钱面却明显偏窄,这才是“慢牛”最容易被忽视的一道考题。如果一个市场指数不断抬高,可投资者账户里的感受始终跟不上,那么指数本身就很难自动转化成长期信心。中国股市下一阶段真正要解决的,不只是融资速度,也不是单纯把IPO家数压低,而是怎样让企业增长、市场上涨和居民财产性收益之间形成更稳定的连接,这比争论某个数字更接近问题中心。2015年7月至11月的IPO阶段性暂缓与今天的讨论高度相似,当时市场出现异常波动,28家已经启动发行程序的企业暂停发行,社会同样高度关注新股供给压力;但关键差异是,当年采取了直接暂停,而2026年的审核、受理、发行仍在持续运转,这意味着今天需要解决的是机制调节,而不是再复制一次紧急刹车。更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恢复IPO以后,监管并没有简单回到原来的轨道,而是同步调整新股申购预缴款制度、强化中介机构责任,并增加投资者保护安排。那个阶段留下的经验不是“暂停IPO就能救市场”,而是市场承压的时候,发行节奏可以调,但真正需要趁这个窗口修补的是制度链条,这个逻辑放到今天依旧有参考价值。再看2026年的发行数据,情况其实比“150家”三个字复杂得多。截至9月14日,年内已经有119家公司首发募资,合计2090.56亿元。单看119家,全年数量确实不会轻易回到2021年五百多家的高峰,可这还只是已经发出来的一端,真正的压力还藏在后面。截至9月13日,今年新增IPO受理企业已经达到245家,各市场合计仍有408家企业处于在审状态。这意味着监管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动态“蓄水池”:前面发多少、后面收多少、多少企业撤材料、多少企业真正符合上市质量要求,必须同时计算,单拿年度上市家数来衡量资本市场松紧已经不够用了。这也让刘纪鹏提出的“150家”有了更准确的理解。他今年4月预计全年上市数量约150家,同时提出每年150家优质企业已经可以产生较大的产业带动作用。这是一种对市场承载力和创投退出节奏的判断,并不是证监会已经宣布了一条“超过150家就停止发行”的行政红线。所以我更关心的问题反而是:这150家究竟是什么企业。2026年以来,科创板等科技板块融资占比较高,监管部门9月10日也明确提出继续优化发行上市制度,支持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数量可以调,优质科技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通道不能堵,这才符合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际需求。另一边也正在发生很重要的变化。2026年中期提出现金分红方案的A股公司已经达到867家,计划现金分红超过7000亿元,分红公司数量创下新高。如果说过去投资者常抱怨上市公司只会伸手融资,那么分红频率提高、回购增加,就是在重新建立上市公司使用资本必须付出资本成本的观念。这比单独控制IPO数量更接近慢牛需要的土壤。一个真正健康的市场,不能只有企业从市场拿钱,还要有上市公司持续把经营成果返还给股东;不能只有新资金追逐新股,还要让长期持有优质公司的投资者得到稳定回报。当融资和回报形成双向循环,普通人的持股逻辑才有机会从追涨杀跌转向长期配置。资金结构也在改变。证监会9月10日披露,今年以来社保、年金、保险等中长期资金合计净买入A股超过6000亿元,持有A股流通市值较2025年底增长12.5%。这批资金不是为了今天买、明天跑,它们规模越大,市场定价越可能更多围绕盈利、分红和长期竞争力展开。这时候再看刘纪鹏多年来强调的“监审分离”,含义也应该往前走一步。2023年他提出“监审分离、下放发审、做实保荐、真实供求”,还特别提醒要防止交易所为了争夺上市资源而降低标准。这个问题真正重要的不是证监会和交易所办公地点离多远,而是谁审核、谁监督、出了问题究竟追谁的责任。从2026年9月中旬来看,如果企业带病上市,审核环节不能没人负责;如果中介机构包装材料,保荐机构不能收完费用就走;如果上市以后长期造假、违规减持,持续监管和退市机制也必须接得上。只有把上市前、上市中、上市后的责任链打通,“下放审核”才不是简单放权,而会变成更清晰的权责分工。